在我的家乡,每年有杀年猪的习惯,而杀年猪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立冬过后,只要听见有猪的叫声,孩子们总会去看热闹的。看着猪在大人们的挟持下挣扎的样子,男孩子们总是笑嘻嘻地看着屠户杀猪,而女孩子们则会把脸转到一边去,直到猪没有了一点声息,才把头转过来看大人们忙乎。

    那年,我家因为修房子用钱,就把猪都卖了,就剩下一头老母猪和一对还没长大的仔猪,看到看到就要杀年猪了,我们姊妹四个都焉汤寡气地。那年玉米的收成不是很好,一过立冬,按猪尾巴(杀年猪)的就开始了,半个月不到,生产队里就按翻了二三十个猪,馋得我们不得了,尤其是最小的弟弟,去守着就不想回家,最后不是被我们硬拉回去,就是被母亲用白蜡条子逼着才回去。

    那天,又听见猪叫声,弟弟嘟嘟地就跑出去了,不一会又跑回来了,原来是棒客婆家杀猪,弟弟怕棒客婆的几个大孩子,就不敢去,远远地望了一会就回来了,母亲正在给刚下崽的母猪推汤(用石磨将玉米磨碎,再用大火煮,最后在石磨上磨成浆),弟弟吮吸着右手大拇指,可怜兮兮地守着母亲,母亲因为忙乎着,没有怎么搭理他。

    “妈也,棒客婆他们家都杀猪了,我们杀不杀呢?”弟弟耐不住性子问母亲。母亲轻轻地说:“我们没有喂得有,拿什么来杀呢?”

    弟弟不服气:“圈上喂得有一个大的嘛!”母亲解释:“那是老母猪怎么杀?”

    “哦,是老母猪,杀不得的,是吗?”弟弟喃喃地说。“对,老母猪是杀不得的,杀了拿什么来出猪儿子呢?”

    弟弟静静离开母亲,来到堤阳坎上,一屁股坐在一个木墩上,一句话都不说。直到父亲中午从外面回来,他都没有挪动过他的屁股。父亲问他,他也不回答。后来,还是母亲告诉父亲是怎么一回事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从父母的房间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夜很深了都还没停。第二天早上,父亲又到猪圈前看了又看,最后又给母亲说了什么,只听见母亲说:“就是小了点,恐怕还没得一百五十斤重哦。”父亲顿了顿,果断地说:“管它多重,还是杀嘛,你看娃儿们多可怜,天天去守到人家还是不好,就老鼠大,自家还是杀一个嘛。”母亲想了想:“那我就开始用粮食喂了,喂个个把月,多少有点肉气了。”父亲说:“你看着办嘛,我去开会去了。”说完就走了。

    当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最高兴是我和弟弟。哥哥担忧地说:“我们修房子还差钱,杀了猪,明年的钱还够不够哦……”母亲说:“你们伯伯(父亲,当地称父亲叫伯伯)说,明年再说,再穷还是得过年嘛。”因为是父亲作的主,杀年猪就成了定局,我们姊妹四个又有了精神。冬月里,天气降温得厉害,母亲告诉父亲“要不,把猪杀了吧,再喂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父亲说:“是啊,冬至不杀猪,枉自在世上谷(活)!后天杀,明天我去砍点柴回来。”

    杀猪那天,我的任务是去接外婆和继奶奶及几个姑姑、叔叔,弟弟就在家,姐姐烧锅,哥哥给杀猪的爷爷打下手,父亲负责扭纨子(挂肉的绳子),母亲负责到地里割菜、洗菜。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黑猪已换了一身白色的衣服,被挂在屋檐下的一根木头上了。弟弟站在屋檐下,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一身雪白的猪倒挂在木条上,喉头不时还有动几下,想是谗得厉害了。母亲从外面回来,见弟弟如此,心一酸,泪就在眼角打转了。到厨房放了菜,母亲把弟弟从还未开边的猪旁找回来,一边打趣说:“你们看,幸亏还决定杀猪了,哪怕是老鼠大也说是杀了,要是不杀猪,这孩子们可怎么过哦?恐怕是天天都要去守着别人家了……”自从杀了猪,弟弟再也不出去了,每天就坐在火盆边,熏腊肉,望着滴答下来的盐水和逐渐变黄的腊肉,弟弟终于自豪地对伙伴说:“我家也杀猪了,现在有好多好多的肉,不稀罕你们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