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肉在公社合作时代的末期,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正是我的幼年时代。那时,社员家里要吃肉,是凭票供应,农户家喂的猪都要交到屠场去,不能私自宰杀。而对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那肉票上的一点斤两还不够吃一顿。还好,生产队里还有一个饲养场,喂了几十头猪,除了交屠场外,还有几头可以灵活处理。于是,每过一两个月,队里就会杀一两头猪,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以犒劳大家干得起铁锈的“肚脏大爷”。当然,分肉不是平均分配的,按成人和未成人来分的。

    记得那天下午,天都要黑了,我正和几个年纪一般大小的孩子在晒场上追猫,几个稍微比我们小一点的孩子蹦蹦跳跳地,甩着白蜡条子,高兴地喊着“分入(肉)喽!分入喽!”我和伙伴们马上就停止了跑跳,站在晒场上静静地等着从饲养场背肉的大人们。其实,背肉的人就在跑跳的孩子后面,只是我们对肉早就垂涎三尺,说起就巴的得马上到口,几个口水鼻泡的男孩子已经冲起去接背肉的人了。等到背肉的人回来,孩子们望着大人们把肉过完称,挂在公房的那间开会的大屋里,再由会计算出每一家应得的斤两,最后等着父亲来发话。

    好容易等到父亲来了,看了一下会计算的帐,就发了一句“分吧,孩子们都等得口水流了……”转身看见我带着弟弟也在人群中:“秋姑,一会儿你就把我们家的那块提回去嘛!”说完吧嗒着他的叶子烟走了,只留下一缕青烟在空中缭绕。队伍排得很长(其实也就几十个人),大都是孩子,我拉着弟弟规规矩矩地站在队伍的后面。看着偌大几半边猪肉东一块西一块就快要被分完了,我急得嗓子烟儿直冒烟:“要是到我这儿就没了咋办?”掌刀分肉的是我的一个堂爷爷和他的儿子,看到孩子们都很紧张的样子,笑着说:“别急,别急!都有份儿,不会少了谁家的,不够,饲养场的圈里还有几个呢。”听了爷爷的话,我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总算人人都有份儿,不会少我们家的那一份儿。

    正要轮到给我割肉的时候,母亲在屋前一个劲儿地喊我的ru名,大概是母亲干活回家不见我和弟弟,又不知道队里分肉,哥哥和姐姐割猪草牛草还没到家吧。父亲听到母亲焦急的声音,没好气地说:“吼啥子嘛,他们在公房头等到分肉!”因为父亲的嗓门很大,我也听见了。终于,肉到了我和弟弟的手里。那时候,我和弟弟并不知道猪身上的肉哪里好吃,哪里不好吃,就知道只要是肉就能吃,提起肉就往家里跑,弟弟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叫“等到我,等到我!”可我的脚步还是没有分毫地放慢。

    回到家里,母亲听父亲说队里分肉,已经从地里采了四季豆回来,正和姐姐一起忙着摘丝丝。我把肉“蟛”地一下放在八仙桌上,自豪得不得了:今天晚上有肉吃了,还是我提回来的!我到家不到两分钟,弟弟也回来了,流着泪。不过,在他的脸上,我们没办法分清是泪水还是鼻涕,只知道他是哭了。母亲骂了我几句,就去忙她的活去了,弟弟也因为晚上有肉吃不再闹了。

    肉煮在甄角下面,散发出浓浓的香味,我和弟弟把口水咽了一次又一次,等到母亲把肉捞上菜板,弟弟等不及了,伸手就要抓来吃,被父亲看见了,没好气地吼道:“陋得好扎实地哦(馋得好凶的吗)?”弟弟的手缩了回来。不过,母亲还是悄悄地给了他一片,弟弟带着满意地微笑吃着肉,一边吃还一边馋我和姐姐。肉端上了桌子,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大哥喊了一声“开饭喽”,大家齐齐地坐上桌,还没等父亲和母亲坐稳,碗里的肉已经去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