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从远在南温带的家中一路跋涉到了台湾，来到了我的陆军生涯开始的地方。
在我离开澳洲的土地之前，我从未想过这一路上会经历这么多事情。
唯一幸运的是，现在的我可以回归到正常的军人生涯中，无需再卷入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事件。
我在马尼拉换乘的邮船在台北靠岸，这是台湾岛的核心，也是我们最早开发的城市。
数万名来自福建等地的明国人移居到了这里。通过中国移民们勤劳的双手，设计师的思想最终被准确地落实到了现实中，成为工人们生产的厂房，商贩们交易的市场，还有我脚下的现代化港口。
来到这里的移民大多数都是农民。明国稳定发展了快三百年，原本就耕地不多的福建早已到了人多地少的地步，大量失地少地的农民在遭遇了某些天灾人祸后失去了生产资料。而随着田地和耕牛一起丧失的，还有他们作为自耕农的身份，以及自己的人身自由。
台湾的话剧社表演过一出著名的戏剧，叫做《半夜鸡叫》的，那差不多就是此时福建佃户的实际生活写照。繁重的农活和地主老爷们不遗余力地剥削，让“来澳宋人手里的台湾谋生活”成为了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选择。
虽然到了台湾，他们必须起早贪黑地开辟道路，修建城市，将一个在三国时期就有人到达，却直到一千多年后都基本属于野蛮地区的荒岛建设成自己生活的家园，但这一切至少都是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好地生活环境。在有了为自己的目标后，勤劳的中国人民迸发出了让澳宋殖民者汗颜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
“嘟！”
随着汽笛声响起，满载排水量一千多吨的邮船放下船锚，停稳在了台北市的民用港口。
北半球的海风迎面吹拂在脸上，清凉的很舒爽。
还处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交替阶段的台湾没有雾霾，自然也不会出现本土那样的，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刺激性气味的港口风。洁白的海鸥在灿烂的春日阳光下飞舞着，在来自地球另一边的旅客眼中尽情展示着自己的优雅身姿。
雪白的浪花被潮水簇拥着打在码头的混凝土堤岸上，溅起一米多高的水珠。
随手抹掉溅到嘴角的海水，我提着跟随我漂洋过海的手提箱，跟着乘客们走下舷梯。
再一次来到这个中国东南边的岛屿，我那时的心情非常特殊。
举目四望，入眼的场景已经非常陌生。几年前铺着砂石的临时港口已经被水泥混凝土取代，穿着橙色马甲的服务员也代替了被抽调来帮忙的海军士兵，成为了指引乘客道路的路标。
在无数的日月换新天的感慨中，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古怪的感觉。
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台湾岛上的商店悬挂着写着简体字（明国人叫它宋体字），而西边的大陆上却写满了繁体字；与之更不同的是，岛上的人们张口闭口都在谈利，穿着西装的市民步履匆匆地穿行在繁忙的街道上。而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大陆上的居民们却还是穿着汉服，绝大多数的人依然像过去几千年一样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文明先进程度相差数百年的地区，却被一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的海峡隔离，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嗯，果然中华正统在大陆。）
我在港口大楼里逗留了一会，拿到了他们为我开具的发票。反正坐船过来是因为公事耽搁了，船票可以全额报销，我干脆全程坐了商务舱，不用和经济舱的乘客们一起挤大通铺。
出口处的广场上，我找到了来迎接我的同志。
那是两位穿着湛蓝色海军军装的士兵。他们笔直地站在马车旁，双眼目不斜视地看着走出港口的人群，但似乎...他们不认识我。
我慢慢走向他们，试图展现出一位王者归来的海军少校的风范。但很遗憾，由于他们坚定不移地表现了作为一位合格的海军应该具有的优良素质，加上我绝对相信的，这两人没见过我，从侧面迂回过去的我被赤裸裸地无视了。
“先生们，”走到他们旁边后，我轻咳一声，“你们是在等我吗？”
靠近我的一人——他的军衔肩章显示这是一位中士——立刻转过身，上下快速地打量了我一下，“啪”的一个靠脚，向我敬礼：“报告，中士黄康，见过少校同志。”
我举手还礼，点点头将手提箱递给另一人，从怀里取出古象开给我的回归证明。
————————————————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双手细细调整了一下帽子的角度，又顺着衣服的纹理抹平了胸前的褶皱。
很快，全身镜里出现的是一个穿着1626年款海军蓝色春秋常服、系着蓝色领带和同色皮带，蹬着一双及膝黑色皮靴的青年军官。
长期休假带来的慵懒和闲散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长期与后金对峙生涯中磨炼出来的冷硬和坚强。
“报告！”
“进来。”我淡淡地说了一声。
推开门的是我的副官，来自吕宋总督区的方海中尉。
“少校，总督大人希望尽快见你一面。”方海对我说。
我挑了挑眉毛，没想到总督现在就在台北，前几年的冬天总督都会去辽东督战的。
“好的，你先等一下，我马上出去。”
副官敬礼后退出，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
我慢慢拿起桌子上的小盒子。那是一个由枫木制成的匣子，表面被工匠细致地雕刻上我的名字和漂亮的云纹。由于被我抚摸得太多，木质上还覆上了一层光滑的包浆。
轻轻打开黄铜制的锁扣，我从中取出一对肩章。
海军少校军肩章，蓝底金色双直线，中央是一枚金五星。
盒子里还被刻上一道铭文，“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我慢慢地佩戴好肩章，转身走出门去。
我所在的军官宿舍位于台北市迎风区，距离位于城市中央的总督府不远。
方海在我前面带路。由于太久没有来过台北，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让我找不着北。除了最早期就设定好的城市中轴线，我几乎连道路边的公共厕所都找不到。
“您还记得这里吗，少校先生？”方海有些感慨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
他指着一处广场，眼睛里有些放光地对我说：“那就是台北市刚刚开始建设时选择的城市广场，上面竖起了颜思齐的雕像，用来纪念这位首先开发台湾的英雄人物。”
顺着方海的指引，我侧过脑袋，看着站在广场中央俯视着城市的巨型石像。
我与颜思齐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海盗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我刚来中国的25年秋天（明国天启五年）了。那时的颜思齐还是一个身材壮硕的中年人，浑身都充满干劲。
当时还只是一个炮舰舰长的我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对这位陪同着刘浩川司令来视察海军的大汉有了点印象。没想到他还是（按照历史的进程）在那年秋天暴饮暴食，得了伤寒，一下没顶住就英年早逝。
不过还好的是，已经在台湾站稳脚跟的澳宋并没有把他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反倒是大张旗鼓地树立这位英雄豪杰的光辉形象。
一方面是我们要千金市马骨，为以后招揽豪强做出榜样；另一方面也是以此吸聚颜思齐旧部的人心，防止郑芝龙的势力过于膨胀不好控制。
我叫住方海，和他一起往广场上走。
广场周边有不少商铺，基本都是出售小吃和轻工业产品的。我有些遗憾这里没有卖纪念品的，要不可以买一些带回澳洲。但随即我意识到，要是台北能像长安之类的地方一样出售纪念品，那这里的经济可真了不得了。
打发方海去商店里买些香，我独自朝高达二十五米的颜思齐雕像走去。
见识过本土那些现代化得有些丧心病狂的建筑物后，这座曾经让每一个见到的明国人活着日本人震惊的石像完全没有让我产生心灵波动。
在向这位见证着澳宋重返中国的历史进程的英杰敬献香后，雕像周围的一群学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朝方海示意，让他找个地方等一会，自己就笑眯眯地走过去，站在那些学生旁边。
带领着学生的是一个陆军上士，见了我连忙过来敬礼。我挥挥手笑道：“不用理我，你们继续。”
那上士有些紧张地回到学生们面前，咳了一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背对着颜思齐雕像开始讲解。
这是澳洲很常见的教学模式，军方会派出一些富有经验的军人来学校里上课，或者是带着学生们出来游览。一方面这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避免象牙塔里的坐井观天；另外，这样的教育也能在潜移默化中为世界观尚未成型的孩子们灌输一些共和国想让他们具有的思想。
比如我面前这位渐入佳境的上士吧，他就在声情并茂、深情投入地介绍着颜思齐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尤其是以一名殖民者的身份描述了颜思齐对台湾的贡献。言谈举止里无一不是要让面前的初中生们拥有“世界这么大，我要去征服”的思想。
当真是殖民要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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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澳洲的土地之前，我从未想过这一路上会经历这么多事情。
唯一幸运的是，现在的我可以回归到正常的军人生涯中，无需再卷入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事件。
我在马尼拉换乘的邮船在台北靠岸，这是台湾岛的核心，也是我们最早开发的城市。
数万名来自福建等地的明国人移居到了这里。通过中国移民们勤劳的双手，设计师的思想最终被准确地落实到了现实中，成为工人们生产的厂房，商贩们交易的市场，还有我脚下的现代化港口。
来到这里的移民大多数都是农民。明国稳定发展了快三百年，原本就耕地不多的福建早已到了人多地少的地步，大量失地少地的农民在遭遇了某些天灾人祸后失去了生产资料。而随着田地和耕牛一起丧失的，还有他们作为自耕农的身份，以及自己的人身自由。
台湾的话剧社表演过一出著名的戏剧，叫做《半夜鸡叫》的，那差不多就是此时福建佃户的实际生活写照。繁重的农活和地主老爷们不遗余力地剥削，让“来澳宋人手里的台湾谋生活”成为了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选择。
虽然到了台湾，他们必须起早贪黑地开辟道路，修建城市，将一个在三国时期就有人到达，却直到一千多年后都基本属于野蛮地区的荒岛建设成自己生活的家园，但这一切至少都是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好地生活环境。在有了为自己的目标后，勤劳的中国人民迸发出了让澳宋殖民者汗颜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
“嘟！”
随着汽笛声响起，满载排水量一千多吨的邮船放下船锚，停稳在了台北市的民用港口。
北半球的海风迎面吹拂在脸上，清凉的很舒爽。
还处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交替阶段的台湾没有雾霾，自然也不会出现本土那样的，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刺激性气味的港口风。洁白的海鸥在灿烂的春日阳光下飞舞着，在来自地球另一边的旅客眼中尽情展示着自己的优雅身姿。
雪白的浪花被潮水簇拥着打在码头的混凝土堤岸上，溅起一米多高的水珠。
随手抹掉溅到嘴角的海水，我提着跟随我漂洋过海的手提箱，跟着乘客们走下舷梯。
再一次来到这个中国东南边的岛屿，我那时的心情非常特殊。
举目四望，入眼的场景已经非常陌生。几年前铺着砂石的临时港口已经被水泥混凝土取代，穿着橙色马甲的服务员也代替了被抽调来帮忙的海军士兵，成为了指引乘客道路的路标。
在无数的日月换新天的感慨中，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古怪的感觉。
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台湾岛上的商店悬挂着写着简体字（明国人叫它宋体字），而西边的大陆上却写满了繁体字；与之更不同的是，岛上的人们张口闭口都在谈利，穿着西装的市民步履匆匆地穿行在繁忙的街道上。而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大陆上的居民们却还是穿着汉服，绝大多数的人依然像过去几千年一样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文明先进程度相差数百年的地区，却被一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的海峡隔离，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嗯，果然中华正统在大陆。）
我在港口大楼里逗留了一会，拿到了他们为我开具的发票。反正坐船过来是因为公事耽搁了，船票可以全额报销，我干脆全程坐了商务舱，不用和经济舱的乘客们一起挤大通铺。
出口处的广场上，我找到了来迎接我的同志。
那是两位穿着湛蓝色海军军装的士兵。他们笔直地站在马车旁，双眼目不斜视地看着走出港口的人群，但似乎...他们不认识我。
我慢慢走向他们，试图展现出一位王者归来的海军少校的风范。但很遗憾，由于他们坚定不移地表现了作为一位合格的海军应该具有的优良素质，加上我绝对相信的，这两人没见过我，从侧面迂回过去的我被赤裸裸地无视了。
“先生们，”走到他们旁边后，我轻咳一声，“你们是在等我吗？”
靠近我的一人——他的军衔肩章显示这是一位中士——立刻转过身，上下快速地打量了我一下，“啪”的一个靠脚，向我敬礼：“报告，中士黄康，见过少校同志。”
我举手还礼，点点头将手提箱递给另一人，从怀里取出古象开给我的回归证明。
————————————————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双手细细调整了一下帽子的角度，又顺着衣服的纹理抹平了胸前的褶皱。
很快，全身镜里出现的是一个穿着1626年款海军蓝色春秋常服、系着蓝色领带和同色皮带，蹬着一双及膝黑色皮靴的青年军官。
长期休假带来的慵懒和闲散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长期与后金对峙生涯中磨炼出来的冷硬和坚强。
“报告！”
“进来。”我淡淡地说了一声。
推开门的是我的副官，来自吕宋总督区的方海中尉。
“少校，总督大人希望尽快见你一面。”方海对我说。
我挑了挑眉毛，没想到总督现在就在台北，前几年的冬天总督都会去辽东督战的。
“好的，你先等一下，我马上出去。”
副官敬礼后退出，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
我慢慢拿起桌子上的小盒子。那是一个由枫木制成的匣子，表面被工匠细致地雕刻上我的名字和漂亮的云纹。由于被我抚摸得太多，木质上还覆上了一层光滑的包浆。
轻轻打开黄铜制的锁扣，我从中取出一对肩章。
海军少校军肩章，蓝底金色双直线，中央是一枚金五星。
盒子里还被刻上一道铭文，“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我慢慢地佩戴好肩章，转身走出门去。
我所在的军官宿舍位于台北市迎风区，距离位于城市中央的总督府不远。
方海在我前面带路。由于太久没有来过台北，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让我找不着北。除了最早期就设定好的城市中轴线，我几乎连道路边的公共厕所都找不到。
“您还记得这里吗，少校先生？”方海有些感慨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
他指着一处广场，眼睛里有些放光地对我说：“那就是台北市刚刚开始建设时选择的城市广场，上面竖起了颜思齐的雕像，用来纪念这位首先开发台湾的英雄人物。”
顺着方海的指引，我侧过脑袋，看着站在广场中央俯视着城市的巨型石像。
我与颜思齐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海盗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我刚来中国的25年秋天（明国天启五年）了。那时的颜思齐还是一个身材壮硕的中年人，浑身都充满干劲。
当时还只是一个炮舰舰长的我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一眼，对这位陪同着刘浩川司令来视察海军的大汉有了点印象。没想到他还是（按照历史的进程）在那年秋天暴饮暴食，得了伤寒，一下没顶住就英年早逝。
不过还好的是，已经在台湾站稳脚跟的澳宋并没有把他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反倒是大张旗鼓地树立这位英雄豪杰的光辉形象。
一方面是我们要千金市马骨，为以后招揽豪强做出榜样；另一方面也是以此吸聚颜思齐旧部的人心，防止郑芝龙的势力过于膨胀不好控制。
我叫住方海，和他一起往广场上走。
广场周边有不少商铺，基本都是出售小吃和轻工业产品的。我有些遗憾这里没有卖纪念品的，要不可以买一些带回澳洲。但随即我意识到，要是台北能像长安之类的地方一样出售纪念品，那这里的经济可真了不得了。
打发方海去商店里买些香，我独自朝高达二十五米的颜思齐雕像走去。
见识过本土那些现代化得有些丧心病狂的建筑物后，这座曾经让每一个见到的明国人活着日本人震惊的石像完全没有让我产生心灵波动。
在向这位见证着澳宋重返中国的历史进程的英杰敬献香后，雕像周围的一群学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朝方海示意，让他找个地方等一会，自己就笑眯眯地走过去，站在那些学生旁边。
带领着学生的是一个陆军上士，见了我连忙过来敬礼。我挥挥手笑道：“不用理我，你们继续。”
那上士有些紧张地回到学生们面前，咳了一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背对着颜思齐雕像开始讲解。
这是澳洲很常见的教学模式，军方会派出一些富有经验的军人来学校里上课，或者是带着学生们出来游览。一方面这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避免象牙塔里的坐井观天；另外，这样的教育也能在潜移默化中为世界观尚未成型的孩子们灌输一些共和国想让他们具有的思想。
比如我面前这位渐入佳境的上士吧，他就在声情并茂、深情投入地介绍着颜思齐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尤其是以一名殖民者的身份描述了颜思齐对台湾的贡献。言谈举止里无一不是要让面前的初中生们拥有“世界这么大，我要去征服”的思想。
当真是殖民要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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