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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玄，或元。河南新郑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参机务，隆庆
年间（1567）弃官。三年骤起，以内阁制大 学土掌吏部尚书，五年任首辅。年月去职。高拱是明才华出众
的思想家之 一。
入阁参议
高拱籍贯山西洪洞，祖先为避元末乱迁移新郑市高老庄。出生官宦世家。爷爷高魁，成化年间秀才，官
工部虞衡司郎。爸爸崇高贤，正德十二年（1517）举人，列任山东省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省按察司佥事
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遭受严格家教老师，“五岁善层递，八岁诵万言”。较长，即修读经义，苦钻学
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之后依然在科举考试路上荏苒了十三个年分，才考进士，当选庶吉士。明嘉靖
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撰，年考满，升翰林院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穆宗）开邸受
经，高拱首被入选，进府入讲。这时皇太已殁二年新储未建，裕王与其说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都，论序
当立裕王，而世宗似注目景王。裕王无从说起，朝中左右，猜想诸多、大惊失色。高拱进出王爷府，多方面调
护，给裕王非常大安慰。
那时候，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祥和往来于二人中间，末见有一定的厚度。
两人因为高拱为裕王讲官，之后腾达有日，故也颇赏识于她，有时候甚至躲避一些。时严嵩势力熏灼，分毫得
罪不可，高拱但不十分顾虑。一次并以柳宗元“大鸡勃发来，雏鸡悚而待”诗词，吐槽严嵩在见其乡衮、下
僚后的傲态，严嵩听完非但没有责怪，反倒为此破颜。在严嵩、徐阶各相指点下，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
拱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官邸渡过个春秋季，于明嘉靖三十年升太常寺卿，管国监祭酒事。年来，高拱授课经
筵，敷陈剀切，慎重用事。裕王备受启示。二人设立了浓厚的王臣、师生之间关系。高拱离王爷府后，“府事
无尺寸，（裕王）必令使往问”，裕王还依次手书“启迪弘多”、“怀贤”、“忠诚”等字赠赐。第二年
景王入藩王国，裕王为嗣的位置逐渐明亮，因此高拱与裕王的这一层关联，不仅让高拱的上司、同事对她刮
目相见、爱不释手，并且也奠定以后他政治理念大大的充分发挥的前提。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礼部尚书右侍郎兼学土。第二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土，掌詹事府事。他数
次主或副主会尝试，所撰科举考试示范性章颇见赞叹。但一次在进题“以字嫌忤上意”，基本上有一定的行遣。徐阶
出来辩驳，才使得事懈。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影响力建立。高拱升礼部侍郎，召入直庐，并且以青词见
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侍郎兼渊阁贡士。
高拱长相瑰玮，为人正直豪放有才识，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理想示才。那时候世宗久住西苑，重臣率以
召入直庐为傲，阁事有一定的不周到。世宗因谕曰：“阁政本可轮一人往”。丞相徐阶及“青词丞相”袁炜以
不可以离去世宗倏忽为理由，没去阁办公室。高拱对徐阶说：“公年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
（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习小故事。”李春芳虽早入阁，而对徐阶素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
吏”。郭朴与高拱与此同时新入阁，且均由徐阶荐举，似解决阶更加谦逊。拱却言直这般，徐阶“拂然不
乐”。高拱与郭朴又同是河南省乡曲，“两个人各相欢甚”，徐阶知之后也不爽，因而隔阂渐结。公以，吏科给
事胡应嘉奏劾高拱。起先高拱因年近半百膝前无焦虑万分，遂将家挪到西华门周边，直庐常常悄悄回家了与妻室阖家团圆。一次听闻世宗病况紧急，高拱赶忙将自己直庐内的书、器皿等尽行取下。胡应嘉因而奏
劾：“拱辅臣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市门口，夤夜潜归”，“皇帝违和感，正臣吁天请代之际，而拱
故有归计，此何心也”。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重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也是徐
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授意，带来了对徐阶强烈不满和憎恨。
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和自己的弟子、刚当做裕王爷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诏书，但不和同
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你是新帝心脾之臣，则对诏书浑然不觉，因此与徐阶构怨
更加深入。穆宗继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级仍居丞相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可以平，在论登极、赏军
事、何去何从重臣是不是请上裁定等这个问题上，数与徐阶斗争，分歧日趋片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
路觉得出自于高拱指，因此群起名交章攻之。给事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成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
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可。高拱迫不得已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对没有斥责
谏官，高拱愈发气愤，一次公布在阁与徐阶论战。高拱进攻说：“公在先王时导谓之斋词而求媚。宫车
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属国腹心之臣，何也？”反诘之态来势汹汹。徐阶缓缓辩答曰：“夫
言街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可以使之攻公。且我可以结之，公独不可以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
叛变先王，以诏书让先王愧疚是为了先王收人的内心……。对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是他反问到高
拱：“独不记到礼部尚书时，先王以密札跟我说：‘拱有疏，愿得曾效力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
瞬间“颊赤词穷”，打个败战。但高拱并不甘，并以徐阶弟与家人在村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
指使弟子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那时候徐阶正因诏书复起世宗的时候被谪诸官而遭到部院重臣、科道言官
的感谢拥护，势力炙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团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此外极论齐康、高拱罪行，甚
至群集阙下，吐唾谩骂齐康、高拱。三月以内论劾高拱的奏章竟高达三十余份，高拱不由自主安，连疏十二，
称病乞休。穆宗挽回不可以，遂准以少傅兼太丞相、宰相、贡士衔返乡养疾，遣路人护卫。齐康则坐黜
调职，郭朴没多久也乞归回里。
重为丞相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宦官张丽丽等勾结，奏请复起高拱。按年十二月，冷淡了一年多的高拱领旨后，不管不顾腊月寒冷，日夜兼程，奔向京都，以贡士兼掌吏部尚书再次上台。言路原多和高拱有隙，故友多不由自主安。胡应嘉闻高拱再出，惊吓住而死，欧阳一敬还在解官归田途抑郁而亡，一时人人自危。高拱根据弟子腹心散播观点，抚慰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和诸位共此治朝”。不经之谈，甚为豁达，因此人的内心稍安。 高拱再一次一上台，尽心竭力国家大事。他“为人正直有才华，英锐昂然”，做事操切，也不迹基本，在治吏、筹边、行政部门等多个方面多家成就。那时候高拱以内阁制兼领吏部尚书事，任务艰巨。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恳。在他看来吏部尚书职在察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之优点绝非易事。那时候政界士风颓唐，做官仅仅捕获高崇，“势力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全不因个人行为品行为标准。从而造成政界“理未知，气亦萎靡”，官员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势。对于此事，高拱上任没多久则在吏部尚书设立了严格高官调查规章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式”，每月汇聚一次，交吏部尚书由高拱亲身举笔。到年终究会册籍所有归纳吏部尚书，做为官员黜陟的重要依据。天下大治，务必广选优秀人才，高拱见到天底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中重置科而轻科贡，原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惊慌失措之事，应当举人、秀才并且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秀才就选择，又认为“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其长”，由于州县之长是地区爸爸妈妈之官，义务艰重，务必精力充沛者才可以担负。又觉得，我国务必广蓄优秀人才，到得用时候去追寻合格的人，那就是赶不及的，因此明确提出备才一说：“今于重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在此者，每三二人置相仿的地方，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之人，庶乎不缺。”他就公布招贤，明令禁止选司，“凡有一定的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影视剧的高拱形象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这种将蒙古与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议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阶，重其罪”。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弟，“阶三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
逐归田里
隆庆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贵力量图事。 高拱著 《病榻遗言》四卷
隆庆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一授高拱，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迅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张居正贻书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於难。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回故乡湖北江陵葬父，路过高拱的故里，专程探望高拱。两人相见掩面而泣，感慨不已。万历年（1578）十二月高拱卒于家，终年十周岁。葬于县城北郊今阁老坟村，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谥襄。待张居正死後，因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复原官。万历三十年，诏赠高拱为太师。著有《高襄公集》。[1]
才学著作
高拱素好读书，为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襄公集》。
人物评价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玄，或元。河南新郑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参机务，隆庆
年间（1567）弃官。三年骤起，以内阁制大 学土掌吏部尚书，五年任首辅。年月去职。高拱是明才华出众
的思想家之 一。
入阁参议
高拱籍贯山西洪洞，祖先为避元末乱迁移新郑市高老庄。出生官宦世家。爷爷高魁，成化年间秀才，官
工部虞衡司郎。爸爸崇高贤，正德十二年（1517）举人，列任山东省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省按察司佥事
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遭受严格家教老师，“五岁善层递，八岁诵万言”。较长，即修读经义，苦钻学
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之后依然在科举考试路上荏苒了十三个年分，才考进士，当选庶吉士。明嘉靖
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撰，年考满，升翰林院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穆宗）开邸受
经，高拱首被入选，进府入讲。这时皇太已殁二年新储未建，裕王与其说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都，论序
当立裕王，而世宗似注目景王。裕王无从说起，朝中左右，猜想诸多、大惊失色。高拱进出王爷府，多方面调
护，给裕王非常大安慰。
那时候，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祥和往来于二人中间，末见有一定的厚度。
两人因为高拱为裕王讲官，之后腾达有日，故也颇赏识于她，有时候甚至躲避一些。时严嵩势力熏灼，分毫得
罪不可，高拱但不十分顾虑。一次并以柳宗元“大鸡勃发来，雏鸡悚而待”诗词，吐槽严嵩在见其乡衮、下
僚后的傲态，严嵩听完非但没有责怪，反倒为此破颜。在严嵩、徐阶各相指点下，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
拱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官邸渡过个春秋季，于明嘉靖三十年升太常寺卿，管国监祭酒事。年来，高拱授课经
筵，敷陈剀切，慎重用事。裕王备受启示。二人设立了浓厚的王臣、师生之间关系。高拱离王爷府后，“府事
无尺寸，（裕王）必令使往问”，裕王还依次手书“启迪弘多”、“怀贤”、“忠诚”等字赠赐。第二年
景王入藩王国，裕王为嗣的位置逐渐明亮，因此高拱与裕王的这一层关联，不仅让高拱的上司、同事对她刮
目相见、爱不释手，并且也奠定以后他政治理念大大的充分发挥的前提。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礼部尚书右侍郎兼学土。第二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土，掌詹事府事。他数
次主或副主会尝试，所撰科举考试示范性章颇见赞叹。但一次在进题“以字嫌忤上意”，基本上有一定的行遣。徐阶
出来辩驳，才使得事懈。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影响力建立。高拱升礼部侍郎，召入直庐，并且以青词见
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侍郎兼渊阁贡士。
高拱长相瑰玮，为人正直豪放有才识，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理想示才。那时候世宗久住西苑，重臣率以
召入直庐为傲，阁事有一定的不周到。世宗因谕曰：“阁政本可轮一人往”。丞相徐阶及“青词丞相”袁炜以
不可以离去世宗倏忽为理由，没去阁办公室。高拱对徐阶说：“公年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
（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习小故事。”李春芳虽早入阁，而对徐阶素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
吏”。郭朴与高拱与此同时新入阁，且均由徐阶荐举，似解决阶更加谦逊。拱却言直这般，徐阶“拂然不
乐”。高拱与郭朴又同是河南省乡曲，“两个人各相欢甚”，徐阶知之后也不爽，因而隔阂渐结。公以，吏科给
事胡应嘉奏劾高拱。起先高拱因年近半百膝前无焦虑万分，遂将家挪到西华门周边，直庐常常悄悄回家了与妻室阖家团圆。一次听闻世宗病况紧急，高拱赶忙将自己直庐内的书、器皿等尽行取下。胡应嘉因而奏
劾：“拱辅臣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市门口，夤夜潜归”，“皇帝违和感，正臣吁天请代之际，而拱
故有归计，此何心也”。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重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也是徐
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授意，带来了对徐阶强烈不满和憎恨。
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和自己的弟子、刚当做裕王爷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诏书，但不和同
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你是新帝心脾之臣，则对诏书浑然不觉，因此与徐阶构怨
更加深入。穆宗继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级仍居丞相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可以平，在论登极、赏军
事、何去何从重臣是不是请上裁定等这个问题上，数与徐阶斗争，分歧日趋片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
路觉得出自于高拱指，因此群起名交章攻之。给事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成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
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可。高拱迫不得已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对没有斥责
谏官，高拱愈发气愤，一次公布在阁与徐阶论战。高拱进攻说：“公在先王时导谓之斋词而求媚。宫车
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属国腹心之臣，何也？”反诘之态来势汹汹。徐阶缓缓辩答曰：“夫
言街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可以使之攻公。且我可以结之，公独不可以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
叛变先王，以诏书让先王愧疚是为了先王收人的内心……。对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是他反问到高
拱：“独不记到礼部尚书时，先王以密札跟我说：‘拱有疏，愿得曾效力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
瞬间“颊赤词穷”，打个败战。但高拱并不甘，并以徐阶弟与家人在村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
指使弟子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那时候徐阶正因诏书复起世宗的时候被谪诸官而遭到部院重臣、科道言官
的感谢拥护，势力炙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团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此外极论齐康、高拱罪行，甚
至群集阙下，吐唾谩骂齐康、高拱。三月以内论劾高拱的奏章竟高达三十余份，高拱不由自主安，连疏十二，
称病乞休。穆宗挽回不可以，遂准以少傅兼太丞相、宰相、贡士衔返乡养疾，遣路人护卫。齐康则坐黜
调职，郭朴没多久也乞归回里。
重为丞相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宦官张丽丽等勾结，奏请复起高拱。按年十二月，冷淡了一年多的高拱领旨后，不管不顾腊月寒冷，日夜兼程，奔向京都，以贡士兼掌吏部尚书再次上台。言路原多和高拱有隙，故友多不由自主安。胡应嘉闻高拱再出，惊吓住而死，欧阳一敬还在解官归田途抑郁而亡，一时人人自危。高拱根据弟子腹心散播观点，抚慰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和诸位共此治朝”。不经之谈，甚为豁达，因此人的内心稍安。 高拱再一次一上台，尽心竭力国家大事。他“为人正直有才华，英锐昂然”，做事操切，也不迹基本，在治吏、筹边、行政部门等多个方面多家成就。那时候高拱以内阁制兼领吏部尚书事，任务艰巨。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恳。在他看来吏部尚书职在察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之优点绝非易事。那时候政界士风颓唐，做官仅仅捕获高崇，“势力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全不因个人行为品行为标准。从而造成政界“理未知，气亦萎靡”，官员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势。对于此事，高拱上任没多久则在吏部尚书设立了严格高官调查规章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式”，每月汇聚一次，交吏部尚书由高拱亲身举笔。到年终究会册籍所有归纳吏部尚书，做为官员黜陟的重要依据。天下大治，务必广选优秀人才，高拱见到天底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中重置科而轻科贡，原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惊慌失措之事，应当举人、秀才并且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秀才就选择，又认为“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其长”，由于州县之长是地区爸爸妈妈之官，义务艰重，务必精力充沛者才可以担负。又觉得，我国务必广蓄优秀人才，到得用时候去追寻合格的人，那就是赶不及的，因此明确提出备才一说：“今于重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在此者，每三二人置相仿的地方，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之人，庶乎不缺。”他就公布招贤，明令禁止选司，“凡有一定的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影视剧的高拱形象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这种将蒙古与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议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阶，重其罪”。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弟，“阶三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
逐归田里
隆庆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贵力量图事。 高拱著 《病榻遗言》四卷
隆庆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一授高拱，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迅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张居正贻书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於难。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回故乡湖北江陵葬父，路过高拱的故里，专程探望高拱。两人相见掩面而泣，感慨不已。万历年（1578）十二月高拱卒于家，终年十周岁。葬于县城北郊今阁老坟村，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谥襄。待张居正死後，因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复原官。万历三十年，诏赠高拱为太师。著有《高襄公集》。[1]
才学著作
高拱素好读书，为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襄公集》。
人物评价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