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先前叙述的，游牧民及其社会、与以其为核心建构的国家在历史中的影响，都没有以他们为叙述主体的叙述评价，不仅如此，反而常被片段归类于负面形象，受到“野蛮”、“破坏者”及“不文明”等贬词称呼，若论对错，常归咎于游牧民。【小说文学网】***
其中的原因是至今留下以游牧民为主体作史的纪录极少。即使有，也多是由居住在农耕或城市之民载记而成，因此总有些许漏失，且记录的书写方式也因立场不同而多有误解或扭曲；即使确知来龙去脉，有时会以对记录者有利的角度撰写，甚至有时会颠倒是非。
虽然记录者将自己当做“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应该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狭隘价值观之内，但很可惜并非如此。不论古今，确实有时很难将自认是“文明人”的人与“偏见”、“自傲”、“自恋”等划清界限。
遭受游牧民攻击、支配时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观意识左右；而在承平时期或自己动攻击时期的史料，又会透露过度的优越感或轻视。总之，从历史记载可以现，混合了骄傲、批判、抗拒或蓄意漠视等预设绪以致下笔偏颇。
也许记录或报道原本就难以做到中立，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
书写是可虚构的，或许也不该尽信书。因此，调查或研究历史，会受限于既有的文献，甚至更糟地刻意略过某些事件而不记录，以其主观武断评论或自我膨胀。
留下记录的史料与真实存在的史实之间，两者的距离相当大，书写者才是赢家。能留在汗青的是幸运，没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后世妄下不合理的论断。然而，是否要留下记录事实上是根植于其生活中的某种价值观。
那是只要生存就会有的“形态”，也可说是“文明”的“形态”。自由已留或不留下记录，这件事本身本来就不是决定个人或人类集团之优劣的因素。
由于研究游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讨它所建构的欧亚史时，需要确实交叉比对原典及史籍之后还原史实，要达到此标准即具相当难度，因此必须从各类范畴和既存的众多语文献中挖掘，遗迹、古文物这类线索也不可放过。
这样的研究不论在日本国内外，都刻不容缓地持续进行，只是距离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庆幸的是，原本进入苏联境内研究会遭遇的困难随着苏联解体而相继消失，中央欧亚的历史研究，或许正迎向崭新的光明远景。
至少，遗迹、文物或碑刻、出土文献等的“原物”史料，让研究视野有翻转的机会，既有的史料在政治枷锁解除后，或许可重新检阅根源、平反及更新定义。历史研究与政治并非毫无瓜葛，反而有根基的关联或影响，一个自由的历史研究，能否有自由的想或空间？即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否自由。
本书所要做的是，立足于以主要文献为中心的知见，处理这段虽然或多或少有些新现，但在根本上可能无法改变什么的中央欧亚之历史鸿流。若要谈到这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我想关键就在它本身与其他“文明圈”历史，在层次上有所不同。
这个世界，至今100年到150年间，都在奉近代西欧型文明为至上的价值观中展过来。然西欧文明仅是一种“文明形态”，观察人类漫长的历史可以现，有各式各样“文明形态”存在，价值体系也同样有多样性。
现在，以近代西欧型文明为极致而形成的“神话”，于现实上已面临崩解的状态，我们正站在文明史的转换点，支撑近代西欧文明架构的“民族”、“民族国家”及“国民国家”的思想，及其关连密切的“国界”概念，也该从基础重新检视。
在这样的架构下，本书以从古老之前就已存在的游牧民及以其为核心的国家为中心，试着概括地讨论其兴衰及转变。究竟是什么超越了“民族”与“国界”的牢固框架？是什么串连起人类及地域而构成了“世界史”？本书希望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掘，冀求可以补充些许被遗漏的历史面貌。
其中的原因是至今留下以游牧民为主体作史的纪录极少。即使有，也多是由居住在农耕或城市之民载记而成，因此总有些许漏失，且记录的书写方式也因立场不同而多有误解或扭曲；即使确知来龙去脉，有时会以对记录者有利的角度撰写，甚至有时会颠倒是非。
虽然记录者将自己当做“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应该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狭隘价值观之内，但很可惜并非如此。不论古今，确实有时很难将自认是“文明人”的人与“偏见”、“自傲”、“自恋”等划清界限。
遭受游牧民攻击、支配时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观意识左右；而在承平时期或自己动攻击时期的史料，又会透露过度的优越感或轻视。总之，从历史记载可以现，混合了骄傲、批判、抗拒或蓄意漠视等预设绪以致下笔偏颇。
也许记录或报道原本就难以做到中立，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
书写是可虚构的，或许也不该尽信书。因此，调查或研究历史，会受限于既有的文献，甚至更糟地刻意略过某些事件而不记录，以其主观武断评论或自我膨胀。
留下记录的史料与真实存在的史实之间，两者的距离相当大，书写者才是赢家。能留在汗青的是幸运，没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后世妄下不合理的论断。然而，是否要留下记录事实上是根植于其生活中的某种价值观。
那是只要生存就会有的“形态”，也可说是“文明”的“形态”。自由已留或不留下记录，这件事本身本来就不是决定个人或人类集团之优劣的因素。
由于研究游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讨它所建构的欧亚史时，需要确实交叉比对原典及史籍之后还原史实，要达到此标准即具相当难度，因此必须从各类范畴和既存的众多语文献中挖掘，遗迹、古文物这类线索也不可放过。
这样的研究不论在日本国内外，都刻不容缓地持续进行，只是距离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庆幸的是，原本进入苏联境内研究会遭遇的困难随着苏联解体而相继消失，中央欧亚的历史研究，或许正迎向崭新的光明远景。
至少，遗迹、文物或碑刻、出土文献等的“原物”史料，让研究视野有翻转的机会，既有的史料在政治枷锁解除后，或许可重新检阅根源、平反及更新定义。历史研究与政治并非毫无瓜葛，反而有根基的关联或影响，一个自由的历史研究，能否有自由的想或空间？即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否自由。
本书所要做的是，立足于以主要文献为中心的知见，处理这段虽然或多或少有些新现，但在根本上可能无法改变什么的中央欧亚之历史鸿流。若要谈到这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我想关键就在它本身与其他“文明圈”历史，在层次上有所不同。
这个世界，至今100年到150年间，都在奉近代西欧型文明为至上的价值观中展过来。然西欧文明仅是一种“文明形态”，观察人类漫长的历史可以现，有各式各样“文明形态”存在，价值体系也同样有多样性。
现在，以近代西欧型文明为极致而形成的“神话”，于现实上已面临崩解的状态，我们正站在文明史的转换点，支撑近代西欧文明架构的“民族”、“民族国家”及“国民国家”的思想，及其关连密切的“国界”概念，也该从基础重新检视。
在这样的架构下，本书以从古老之前就已存在的游牧民及以其为核心的国家为中心，试着概括地讨论其兴衰及转变。究竟是什么超越了“民族”与“国界”的牢固框架？是什么串连起人类及地域而构成了“世界史”？本书希望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掘，冀求可以补充些许被遗漏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