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在千万年的时光当中，已从一个地理标识演变成为某种精神象征，狭义上的黄河流域从甘、凉之地一直延伸到了黄海之滨。
而广义上的黄河流域则基本涵盖在大半个北方，黄河不止一条，光是在开封府的地界上，就有三条之多。
除了那条真正的黄河之外，还有两条“小黄河”。
所谓的“小黄河”其实就是黄河的支流，但是现在却连支流都算不上了。
从元末开始，因为泥沙淤泥和战乱的缘故，这两条支流就已和真正的黄河“分离”开来，在三百来年的岁月里，逐渐成为典型的季节性河流，即便是在丰水期，水量也少的可怜，根本就无法行驶舟船。
到了枯水期，干脆就断流了。
随着近百年的开垦和持续的断流，位于开封府中东部地区的这条小黄河几乎已完全消失，只有在连续暴雨的时候才有那么一点点水。
虽然日已西斜，但余威尚存，依旧热的让人无法忍受，稍微动弹一下就会汗流浃背。
辛勤的农人们不顾炎热，以疯狂热情在贫瘠的沙地上进行着掠夺式的开垦。
年长者扶犁，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拽绳牵引，身体绷成了一条直线，几乎要和地面平行，挥汗如雨的耕种着。
女人和孩子们而从远处把掐下来的秧苗搬运过来进行扦插。
对于勤劳的农人而言，只要有了土地，就会不畏辛劳的进行耕种，这是传承了千万年的优良传统，也是民族兴起的基础。
远远的，从东南方向走来了一个人，是永王。
自从“离家出走”之后，永王就孤身一人北上了，离开了繁华富庶的江南一路向北，终于走到了中原腹地。
抬头看了看已渐渐落下的夕阳，舔了舔几乎要干裂的嘴唇，朝着这家正在耕种的农人走了过来：“老丈，我途经路过此地，走的口渴了，想讨一口水喝。”
正在耕种的老农放下手中的犁杖，从地头上拎起一个黑陶瓦罐，直接就把瓦罐递给了永王。
和这些庄户人家打交道，没有那么多讲究，直接拎起瓦罐口对口的喝了个痛快。
“敢问老丈，这里距开封还有多远？”
“开封？远着哩。”
这位农人已经很老了，眼窝子深深的陷了进去，眼睛虽然很小却炯炯有神，古铜色的脸庞之上爬满了仿佛刀刻一般的皱纹，微微的佝偻着腰身，一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汗衫子上补丁摞着补丁，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膛。
“俺这辈子都没有进过城，也不晓得到开封到底有多远，我估摸着，少说也得走三天吧？”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的老人而言，村庄之外的世界就和天涯海角一样遥远。
“再问老丈，这附近可有客栈？”
“客栈？”老农笑了，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大地方才有客栈哩，俺们郭家村可没有。你要是找客栈呢，至少还有走一天，而且要走的快一些，到了朱仙镇就有客栈了！”
朱仙镇，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却因为岳武穆而名动天下。
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虽然已过去了几百年，却依旧在历史的时空中回想着。
还有走一天才能到朱仙镇，永王已经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后生，别再往前走了，前面没有宿头了，一会儿跟我回家，咱们爷们就宿在一条炕上凑合一夜，明天再走吧。”
“如此就多谢老丈了，敢问老人家高姓大名？”
“我姓郭，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姓郭，郭家村嘛都是姓的，没有旁姓，耕田种地的哪有什么大名？大家伙都叫我郭大，年轻的就叫我郭大伯，小孩子们就叫我郭大爷。”
这个老人很健谈：“你叫我郭大伯就行了，哦对了，你这后生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朱，我叫朱季兴。”
“真是条好后生，你在地畔子上歇一歇脚，等俺们种完了这一拢，咱们就回家去。”
老人又拿起了犁杖，朱季兴当然不会在低头歇着看郭大伯一家人忙碌，而是顺势抄起了犁绳搭在肩上。
和其他的天家子弟不同，在军校里头朱季兴也吃过不少苦头，就算不是什么吃苦耐劳的彪形大汉，至少也不是身娇肉贵的纨绔子弟了。
但这耕种之事真不是他的所长，拉着犁绳才走了一个来回，肩膀子就疼的厉害，累的呼呼直喘了。
“罢了，罢了，你这后生一看就不是种地的出身，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吧？”
“郭大伯说对了，我确实没有耕田种地的经历。”好在朱季兴的年纪很轻，还能咬着牙坚持下去：“郭大伯，你家种的好像不是麦稻之粮啊，这是种的甚么庄稼？”
虽说朱季兴不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天家子弟，却知道这个时节不适合耕种麦稻。
他根本就不认得郭大伯一家正在扦插的植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果然是不知农事啊。”郭大伯笑道：“这是葛麻呀，种的是葛麻。”
原来这种叶子仿佛人的手掌的植物就是葛麻。
葛麻确实不是粮食，却是北方尤其是黄河以南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江南的桑林。
华夏当中的这个华字说的就是“花服之美”，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特指丝绸锦缎。
绸缎之属都是抽丝剥茧的蚕丝制成，而丝绸终究是有钱人才穿的起，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穿的棉麻纺织品。
棉花虽然已经广为种植，但这个时代的棉花产量极低，只能算做是一种辅助类型的农作物，真正的主体依旧是葛麻。
全天下的衣衫被服，至少有四成是麻布制品，真的可以算是“衣被天下”了。
“我听说现在种棉就很不错，郭大伯为何不多种棉呢？”
郭大伯嘿嘿的憨笑着：“种棉确实可以多卖些银钱，但种棉太吃功夫，不如种麻简单省事。而且这葛麻比棉更耐旱，也能容些功夫。”
棉花本身就是耐旱的作物，但葛麻更耐旱。
尤其要紧的是，棉花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太大，不如葛麻便于打理，更简单更省事，唯一的缺陷就是这玩意远远不如棉花值钱。
当初，复隆朝曾经试图推行“改稻为桑”的政策，就是因为桑田可以出产生丝而丝绸价格更高，这当然是为了增加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收入，但这项政策却在民间遭遇了极大的阻力，老百姓们根本就不愿意种植那么多的桑田，而是习惯于继续种植早已熟悉了稻谷。
朝廷一直都无法理解，既然种桑的收获更大，老百姓们为什么就是不肯执行“改稻为桑”的政策？
唯一能够说得通的解释就只有两个字：愚昧。
老百姓们太愚昧了，不知道朝廷和官府是在为他们好。
现在看来，真正愚昧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府。
在农事上，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绝对胜过一大群夸夸其谈的官府大老爷。
任凭你弄出了多少政策，都不如实际操作更有说服力。
种桑的收益或许真的更大一些，但却非常吃劳动力和工时，超过了普通农家的承受范围之后，那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若是强行推广就是典型的恶政，不仅起不到国强民富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
郭大伯一家人宁可选择耕种葛麻也不种植棉花，就是最好的例子，居庙堂之高，却脱离了实际，这是万万不行的。
朱季兴忍不住的想起里身居内宫的那位皇兄，他在禁宫之内，就算是操碎了心，真的知道民间是什么样子吗？
恐怕未必吧！
那些个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朝廷重臣，真能明白棉麻这二者的区别吗？
同样未必吧！
治国理政，富国强兵，绝不是仅有一腔热情就可以的，没有脚踏实地的深入民间就是空谈误国，和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什么分别？
焉有不败之理？
来来回回耕了四拢之后，天色已经擦黑了，郭大伯一家却干劲十足：“赶紧抢着把苗种下去，这一方地就是咱家的了。”
听了这话，朱季兴忍不住的一愣：敢情费了这么大的劲，这片荒滩根本就不是你们郭家的田地呀。
难道是佃来的土地？不可能啊。
郭大伯刚才已经说了，只要把苗种下去，地就是他们家的了，这是怎么回事？
郭大伯笑道：“这一方荒滩还真不是我家的，但苗子种下去之后就是了。俺们这是在和张大帅抢地呢！”
张大帅？
天底下的张大帅只有一个，那是勇毅公张启阳。
一个乡下的老农，怎么会和张大帅抢地呢？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不得不说起北方正在推行的“均田”政策了。
从四月底开始，张启阳首先在河南推行新政。
所谓的新政的重点，就是统计人口丈量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为什么会首选河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河南已经被打烂了，而且不止打烂了一次。
李闯三打河南，将大明朝原有的社会秩序打了个稀烂，然后和左良玉的百万大军在河南轮番鏖战，打的那叫热闹。
紧接着清兵又来打了个通透，没过几年大旗军就又反推了回来，这中原大战都已经打的不知道谁是谁了，地方士绅和官府跑的跑散的散，原有的社会秩序基本已不复存在，在河南推行新政的压力最小。
张启阳的新政简单到了极限，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土地。
我不管你是士绅还是豪强，也不管你有多么强大的背景，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河南地界之内不存在“私人田亩”的说法，所有的土地全都是国家的。
然后根本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量进行重新分配，不论男女老幼，只要能点出人数来，就按照每个人口十四亩的方式进行计算，每十亩上等田折合成为十二亩次等田。
如此一来，那些少地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田地的贫苦百姓自然是欢天喜地。
而那些原本占据着大量土地的士绅豪强则极力反对，但他们的反对毫无作用。
当年的李闯如何？
横扫天下的多铎如何？
还不是照样被毅勇军给灭了！
不管什么样的士绅豪强，在张大帅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毅勇军的将士会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宰。
整个河南的老百姓都同意了，张大帅和毅勇军也同意了。
你反对？
你他娘的算老几？
有什么资格反对？
谁要是闹事，就会进行血腥清洗，反正这里曾经的清廷的统治范围，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扣下来，那就不田地多少的问题了，而是会砍下多少颗人头的问题。
除军功赏赐的田地之外，一律按照人口数量为基础重新分地，这就是张启阳用强力推行的“均田”政策。
想当年，李闯也曾喊出“均田”的口号，但却没有真正施行下去，现在的张启阳继承了李闯的做法，并且真正那么做了。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田地全都分配到了老百姓手中，仅仅只是对一等田和二等田进行统计分配而已。
其他那些边边角角的荒地和沙地根本没有计算在内，郭大伯他们一家人正在辛苦耕种的沙滩那就更加的不用提起了。
不对这样类型的田地进行统计，是历朝历代的传统，张大帅似乎不知道这一类型田地的存在，而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按照官府政令的说法，这就叫做：耕田者有其田。
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说谁种上就是谁的。
所以，刚刚获得了土地的农人们纷纷对荒地、沙地进行掠夺性质的开垦，不管怎样先种上再说，只要种上了就算是占住了，就算是成了自家的私产，就算是从张大帅手里把田地抢过来了。
只要把苗种下去，这一大片荒滩就是郭大伯自家的“自留地”，不仅不用纳税，还可以世代传承下去。
没有比田地本身更加宝贵的财富了，所以郭大伯一家人才会起早贪黑的在这片贫瘠的沙滩上进行耕种。
“我们家七口人，拢共分到了差不多一百四十亩次等田。”
“郭大伯为何不要上等田而要次等田呢？”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喜欢肥沃的上等田，但郭大伯却全都要成了相对而言比较差的次等田，这完全就是典型的小农式狡黠心理：“上等田虽好，终究给的太少，若是换做次等田，每十亩就能多出二亩来呢。不管什么样的次等田，只要用心耕种，不出十年就会变成肥沃的上等田，这是占便宜了呢，哈哈！”
“那也不对呀！”按照郭大伯一家七口人计算，就算是为了多分田地而全都换成稍差一点的二等田，充其量也就是一百二十亩不到的样子，怎么会有一百四十来亩呢？
多出来二十多亩，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我家祖先有德，当然也是因为我家儿媳争气，三月里刚刚诞下第四个娃娃，多出来的那些田地是张大帅赏的！”
除了均田之外，张启阳在北方推行的新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就是奖励生育。
一对夫妇要是能生出四个孩子，就会得到额外的奖励：从第四个孩子算起，额外多奖励一人份的田地。
除此之外，地方官府还会奖励粗布一丈二尺，盐六斤，谷子十二升。
不论诞下的婴儿是男是女，奖励都照样执行。
古人素来就讲究个“多子多福”，最喜欢的就是儿孙满堂，唯一的担忧就是怕养不活那么多人。
所以，张大帅才颁布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伴随着这个政策的长久推行，必然会出现一个生育高峰，曾经因为天灾**而锐减的人口必定会很快恢复。
张大帅推行的新政全都是惠民善民之举吗？
也不全是，在赋税方面，则是非常沉重。
最典型就是农税了，每亩上等田必须上缴农税，折合成糙米就是近二十升的样子，每亩地近四十斤的农税呀，一个人头就要上缴五百多斤的粮食税，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沉重税负，相当于拿走了七分之一的产量。
这样的赋税，是大明朝的四倍多，这已不是与民争利的问题，而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逼死呀。
税负沉重，太沉重了，已沉重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沉重？怎么会沉重呢？”郭大伯哈哈大笑的说道：“我老郭种了一辈子的田，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轻省的税负，这是大便宜呢，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大便宜！”
明明承担着数倍的赋税，老百姓就应该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才对，为什么反而认为是占了很大的便宜呢？
永王搞不明白！
张启阳推行的新政，尤其是在赋税方面沉重吗？
当然沉重，而且是非常沉重，但老百姓们却大为欢迎，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地租。
这河南的所有田地都是张大帅的，张大帅已成为全天下最大的地主，河南的所有农人都是耕种他的田地，全都是他的佃户。
佃户种地主的田，肯定要缴纳地租，那才是老百姓的主要负担。
历朝历代，百姓们承受的最主要负担从来就不是赋税，而是地租和徭役。
徭役就是免费的劳动力，要是只收六成地租的话，就已经算是大善人类型的地主了。
土地的拥有者直接拿走一多半的出产，这才是关键。
当张启阳成了地主之后，首先就取消了徭役，然后就取消了地租。
没有地租的说法，白白给百姓们耕种土地，只需要缴纳四十来斤糙米或者是可以折合成同等数量的东西就行。
“这是天大的便宜啊。”很健谈的郭大伯抬头看了看天色：“时辰不早了，已看不清地拢了，回家去吧，回到家里我再好好的给你算一算这笔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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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广义上的黄河流域则基本涵盖在大半个北方，黄河不止一条，光是在开封府的地界上，就有三条之多。
除了那条真正的黄河之外，还有两条“小黄河”。
所谓的“小黄河”其实就是黄河的支流，但是现在却连支流都算不上了。
从元末开始，因为泥沙淤泥和战乱的缘故，这两条支流就已和真正的黄河“分离”开来，在三百来年的岁月里，逐渐成为典型的季节性河流，即便是在丰水期，水量也少的可怜，根本就无法行驶舟船。
到了枯水期，干脆就断流了。
随着近百年的开垦和持续的断流，位于开封府中东部地区的这条小黄河几乎已完全消失，只有在连续暴雨的时候才有那么一点点水。
虽然日已西斜，但余威尚存，依旧热的让人无法忍受，稍微动弹一下就会汗流浃背。
辛勤的农人们不顾炎热，以疯狂热情在贫瘠的沙地上进行着掠夺式的开垦。
年长者扶犁，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拽绳牵引，身体绷成了一条直线，几乎要和地面平行，挥汗如雨的耕种着。
女人和孩子们而从远处把掐下来的秧苗搬运过来进行扦插。
对于勤劳的农人而言，只要有了土地，就会不畏辛劳的进行耕种，这是传承了千万年的优良传统，也是民族兴起的基础。
远远的，从东南方向走来了一个人，是永王。
自从“离家出走”之后，永王就孤身一人北上了，离开了繁华富庶的江南一路向北，终于走到了中原腹地。
抬头看了看已渐渐落下的夕阳，舔了舔几乎要干裂的嘴唇，朝着这家正在耕种的农人走了过来：“老丈，我途经路过此地，走的口渴了，想讨一口水喝。”
正在耕种的老农放下手中的犁杖，从地头上拎起一个黑陶瓦罐，直接就把瓦罐递给了永王。
和这些庄户人家打交道，没有那么多讲究，直接拎起瓦罐口对口的喝了个痛快。
“敢问老丈，这里距开封还有多远？”
“开封？远着哩。”
这位农人已经很老了，眼窝子深深的陷了进去，眼睛虽然很小却炯炯有神，古铜色的脸庞之上爬满了仿佛刀刻一般的皱纹，微微的佝偻着腰身，一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汗衫子上补丁摞着补丁，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膛。
“俺这辈子都没有进过城，也不晓得到开封到底有多远，我估摸着，少说也得走三天吧？”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的老人而言，村庄之外的世界就和天涯海角一样遥远。
“再问老丈，这附近可有客栈？”
“客栈？”老农笑了，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大地方才有客栈哩，俺们郭家村可没有。你要是找客栈呢，至少还有走一天，而且要走的快一些，到了朱仙镇就有客栈了！”
朱仙镇，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却因为岳武穆而名动天下。
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虽然已过去了几百年，却依旧在历史的时空中回想着。
还有走一天才能到朱仙镇，永王已经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后生，别再往前走了，前面没有宿头了，一会儿跟我回家，咱们爷们就宿在一条炕上凑合一夜，明天再走吧。”
“如此就多谢老丈了，敢问老人家高姓大名？”
“我姓郭，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姓郭，郭家村嘛都是姓的，没有旁姓，耕田种地的哪有什么大名？大家伙都叫我郭大，年轻的就叫我郭大伯，小孩子们就叫我郭大爷。”
这个老人很健谈：“你叫我郭大伯就行了，哦对了，你这后生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朱，我叫朱季兴。”
“真是条好后生，你在地畔子上歇一歇脚，等俺们种完了这一拢，咱们就回家去。”
老人又拿起了犁杖，朱季兴当然不会在低头歇着看郭大伯一家人忙碌，而是顺势抄起了犁绳搭在肩上。
和其他的天家子弟不同，在军校里头朱季兴也吃过不少苦头，就算不是什么吃苦耐劳的彪形大汉，至少也不是身娇肉贵的纨绔子弟了。
但这耕种之事真不是他的所长，拉着犁绳才走了一个来回，肩膀子就疼的厉害，累的呼呼直喘了。
“罢了，罢了，你这后生一看就不是种地的出身，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吧？”
“郭大伯说对了，我确实没有耕田种地的经历。”好在朱季兴的年纪很轻，还能咬着牙坚持下去：“郭大伯，你家种的好像不是麦稻之粮啊，这是种的甚么庄稼？”
虽说朱季兴不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天家子弟，却知道这个时节不适合耕种麦稻。
他根本就不认得郭大伯一家正在扦插的植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果然是不知农事啊。”郭大伯笑道：“这是葛麻呀，种的是葛麻。”
原来这种叶子仿佛人的手掌的植物就是葛麻。
葛麻确实不是粮食，却是北方尤其是黄河以南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江南的桑林。
华夏当中的这个华字说的就是“花服之美”，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特指丝绸锦缎。
绸缎之属都是抽丝剥茧的蚕丝制成，而丝绸终究是有钱人才穿的起，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是穿的棉麻纺织品。
棉花虽然已经广为种植，但这个时代的棉花产量极低，只能算做是一种辅助类型的农作物，真正的主体依旧是葛麻。
全天下的衣衫被服，至少有四成是麻布制品，真的可以算是“衣被天下”了。
“我听说现在种棉就很不错，郭大伯为何不多种棉呢？”
郭大伯嘿嘿的憨笑着：“种棉确实可以多卖些银钱，但种棉太吃功夫，不如种麻简单省事。而且这葛麻比棉更耐旱，也能容些功夫。”
棉花本身就是耐旱的作物，但葛麻更耐旱。
尤其要紧的是，棉花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太大，不如葛麻便于打理，更简单更省事，唯一的缺陷就是这玩意远远不如棉花值钱。
当初，复隆朝曾经试图推行“改稻为桑”的政策，就是因为桑田可以出产生丝而丝绸价格更高，这当然是为了增加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收入，但这项政策却在民间遭遇了极大的阻力，老百姓们根本就不愿意种植那么多的桑田，而是习惯于继续种植早已熟悉了稻谷。
朝廷一直都无法理解，既然种桑的收获更大，老百姓们为什么就是不肯执行“改稻为桑”的政策？
唯一能够说得通的解释就只有两个字：愚昧。
老百姓们太愚昧了，不知道朝廷和官府是在为他们好。
现在看来，真正愚昧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府。
在农事上，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绝对胜过一大群夸夸其谈的官府大老爷。
任凭你弄出了多少政策，都不如实际操作更有说服力。
种桑的收益或许真的更大一些，但却非常吃劳动力和工时，超过了普通农家的承受范围之后，那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若是强行推广就是典型的恶政，不仅起不到国强民富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
郭大伯一家人宁可选择耕种葛麻也不种植棉花，就是最好的例子，居庙堂之高，却脱离了实际，这是万万不行的。
朱季兴忍不住的想起里身居内宫的那位皇兄，他在禁宫之内，就算是操碎了心，真的知道民间是什么样子吗？
恐怕未必吧！
那些个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朝廷重臣，真能明白棉麻这二者的区别吗？
同样未必吧！
治国理政，富国强兵，绝不是仅有一腔热情就可以的，没有脚踏实地的深入民间就是空谈误国，和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什么分别？
焉有不败之理？
来来回回耕了四拢之后，天色已经擦黑了，郭大伯一家却干劲十足：“赶紧抢着把苗种下去，这一方地就是咱家的了。”
听了这话，朱季兴忍不住的一愣：敢情费了这么大的劲，这片荒滩根本就不是你们郭家的田地呀。
难道是佃来的土地？不可能啊。
郭大伯刚才已经说了，只要把苗种下去，地就是他们家的了，这是怎么回事？
郭大伯笑道：“这一方荒滩还真不是我家的，但苗子种下去之后就是了。俺们这是在和张大帅抢地呢！”
张大帅？
天底下的张大帅只有一个，那是勇毅公张启阳。
一个乡下的老农，怎么会和张大帅抢地呢？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不得不说起北方正在推行的“均田”政策了。
从四月底开始，张启阳首先在河南推行新政。
所谓的新政的重点，就是统计人口丈量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为什么会首选河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河南已经被打烂了，而且不止打烂了一次。
李闯三打河南，将大明朝原有的社会秩序打了个稀烂，然后和左良玉的百万大军在河南轮番鏖战，打的那叫热闹。
紧接着清兵又来打了个通透，没过几年大旗军就又反推了回来，这中原大战都已经打的不知道谁是谁了，地方士绅和官府跑的跑散的散，原有的社会秩序基本已不复存在，在河南推行新政的压力最小。
张启阳的新政简单到了极限，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土地。
我不管你是士绅还是豪强，也不管你有多么强大的背景，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河南地界之内不存在“私人田亩”的说法，所有的土地全都是国家的。
然后根本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量进行重新分配，不论男女老幼，只要能点出人数来，就按照每个人口十四亩的方式进行计算，每十亩上等田折合成为十二亩次等田。
如此一来，那些少地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田地的贫苦百姓自然是欢天喜地。
而那些原本占据着大量土地的士绅豪强则极力反对，但他们的反对毫无作用。
当年的李闯如何？
横扫天下的多铎如何？
还不是照样被毅勇军给灭了！
不管什么样的士绅豪强，在张大帅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毅勇军的将士会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宰。
整个河南的老百姓都同意了，张大帅和毅勇军也同意了。
你反对？
你他娘的算老几？
有什么资格反对？
谁要是闹事，就会进行血腥清洗，反正这里曾经的清廷的统治范围，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扣下来，那就不田地多少的问题了，而是会砍下多少颗人头的问题。
除军功赏赐的田地之外，一律按照人口数量为基础重新分地，这就是张启阳用强力推行的“均田”政策。
想当年，李闯也曾喊出“均田”的口号，但却没有真正施行下去，现在的张启阳继承了李闯的做法，并且真正那么做了。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田地全都分配到了老百姓手中，仅仅只是对一等田和二等田进行统计分配而已。
其他那些边边角角的荒地和沙地根本没有计算在内，郭大伯他们一家人正在辛苦耕种的沙滩那就更加的不用提起了。
不对这样类型的田地进行统计，是历朝历代的传统，张大帅似乎不知道这一类型田地的存在，而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按照官府政令的说法，这就叫做：耕田者有其田。
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说谁种上就是谁的。
所以，刚刚获得了土地的农人们纷纷对荒地、沙地进行掠夺性质的开垦，不管怎样先种上再说，只要种上了就算是占住了，就算是成了自家的私产，就算是从张大帅手里把田地抢过来了。
只要把苗种下去，这一大片荒滩就是郭大伯自家的“自留地”，不仅不用纳税，还可以世代传承下去。
没有比田地本身更加宝贵的财富了，所以郭大伯一家人才会起早贪黑的在这片贫瘠的沙滩上进行耕种。
“我们家七口人，拢共分到了差不多一百四十亩次等田。”
“郭大伯为何不要上等田而要次等田呢？”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喜欢肥沃的上等田，但郭大伯却全都要成了相对而言比较差的次等田，这完全就是典型的小农式狡黠心理：“上等田虽好，终究给的太少，若是换做次等田，每十亩就能多出二亩来呢。不管什么样的次等田，只要用心耕种，不出十年就会变成肥沃的上等田，这是占便宜了呢，哈哈！”
“那也不对呀！”按照郭大伯一家七口人计算，就算是为了多分田地而全都换成稍差一点的二等田，充其量也就是一百二十亩不到的样子，怎么会有一百四十来亩呢？
多出来二十多亩，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我家祖先有德，当然也是因为我家儿媳争气，三月里刚刚诞下第四个娃娃，多出来的那些田地是张大帅赏的！”
除了均田之外，张启阳在北方推行的新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就是奖励生育。
一对夫妇要是能生出四个孩子，就会得到额外的奖励：从第四个孩子算起，额外多奖励一人份的田地。
除此之外，地方官府还会奖励粗布一丈二尺，盐六斤，谷子十二升。
不论诞下的婴儿是男是女，奖励都照样执行。
古人素来就讲究个“多子多福”，最喜欢的就是儿孙满堂，唯一的担忧就是怕养不活那么多人。
所以，张大帅才颁布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伴随着这个政策的长久推行，必然会出现一个生育高峰，曾经因为天灾**而锐减的人口必定会很快恢复。
张大帅推行的新政全都是惠民善民之举吗？
也不全是，在赋税方面，则是非常沉重。
最典型就是农税了，每亩上等田必须上缴农税，折合成糙米就是近二十升的样子，每亩地近四十斤的农税呀，一个人头就要上缴五百多斤的粮食税，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沉重税负，相当于拿走了七分之一的产量。
这样的赋税，是大明朝的四倍多，这已不是与民争利的问题，而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逼死呀。
税负沉重，太沉重了，已沉重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沉重？怎么会沉重呢？”郭大伯哈哈大笑的说道：“我老郭种了一辈子的田，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轻省的税负，这是大便宜呢，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大便宜！”
明明承担着数倍的赋税，老百姓就应该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才对，为什么反而认为是占了很大的便宜呢？
永王搞不明白！
张启阳推行的新政，尤其是在赋税方面沉重吗？
当然沉重，而且是非常沉重，但老百姓们却大为欢迎，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地租。
这河南的所有田地都是张大帅的，张大帅已成为全天下最大的地主，河南的所有农人都是耕种他的田地，全都是他的佃户。
佃户种地主的田，肯定要缴纳地租，那才是老百姓的主要负担。
历朝历代，百姓们承受的最主要负担从来就不是赋税，而是地租和徭役。
徭役就是免费的劳动力，要是只收六成地租的话，就已经算是大善人类型的地主了。
土地的拥有者直接拿走一多半的出产，这才是关键。
当张启阳成了地主之后，首先就取消了徭役，然后就取消了地租。
没有地租的说法，白白给百姓们耕种土地，只需要缴纳四十来斤糙米或者是可以折合成同等数量的东西就行。
“这是天大的便宜啊。”很健谈的郭大伯抬头看了看天色：“时辰不早了，已看不清地拢了，回家去吧，回到家里我再好好的给你算一算这笔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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