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一月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好吧，也不算大事，义升行原来的老板林阿钦被债主们放出来，坐船回广东。
本来，义升行虽然卖了，但资不抵债，至少有九十万以上的债没能还上，按照这时代的常例，林阿钦是不可能全须全尾地回去的。
正常来讲，林阿钦老家的产业都要被没收，甚至妻女都要被卖，但英国人不希望林阿钦的下场过于凄惨，以免今后再没有中国人敢帮他们做事；
赵大贵对林阿钦观感不佳，也不觉得收拾一个小喽啰有什么大用；
加上那些债主们也认为从林阿钦那里榨不出什么钱来，最多出口气，在收下斯塔克等人一些补偿后就同意放人。
林阿钦在上海这两年，原先只是带着数百元本钱过来的，后来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一度成为上海最大的垄断商人，享尽了荣华，但这一下又打回了原形。
要不是赵大贵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免了他的船票钱，又赠送一百银元的钱，他就是被放出来，恐怕都回不了广东去的。
大家其实知道义升行和大贵行的关系很不好，当初林阿钦可是联络吴健彰和洋人狠狠打压过赵大贵的。
因此，赵大贵这番作为博得了一片赞誉，大家都觉得赵大贵这人肚量很大，是个难得的好人。
林阿钦回去的时候，赵大贵甚至亲自到码头，送他商船离去，倒把虚伪的一套戏码演足了。
吴健彰和杨坊也不知道想什么，也到码头送林阿钦回去，等他上船走了之后，还拉着赵大贵到附近茶楼喝茶，很是唏嘘了一番。
从此之后，上海的买办界就是他们三人三足鼎立的局面了。
不过，赵大贵一提起三足鼎立的话，其他两人拼命摇手，说赵大贵为人仗义，此番救市等于救人无数，以后他们两个肯定要跟着赵大贵行事的。
杨坊也罢了，跟赵大贵年龄差不多，而且生意一直在两人之下，吴健彰五十多岁的人说这话，就有些恶心了。
赵大贵也没有趾高气扬，跟两人客气了一番，心里却很清醒，吴健彰财力雄厚，此番只是折损点元气而已；杨坊有怡和做后台，此番损失也不大，真以为自己虎躯一震，将两人收为小弟，以后有的是吃亏的时候。
不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两人会在商界发出与赵大贵完全相同的声音，上海的其他数十名买办自然也不会跟他们三个巨头对着干，就是说在一两年内，上海的买办和买办行将以大贵商行马首为瞻。
这是原先的林阿钦也未能得到的待遇，如果合理利用，能获利无数。
接下来的几天，以赵大贵、吴健彰和杨坊为首，上海的买办们开始频繁聚会，商谈很多事情。
西方商人开的洋行商人们本来对此并不在意，等到发现生丝和茶叶等出口商品价格慢慢上浮，铜铁等进口商品呢价格却有所下浮，这才反应过来，这些买办是要联合起来逆天啊。
洋行也不是善茬，立即采用各种手段，洋行和买办行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此展开。
中国的洋行和买办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特殊，理论上买办只是洋行雇佣的仆人或员工，但实际上这些买办逐步掌控洋行里的一切生意，又在暗地里联合起来控制生意，很多时候跟洋行平起平坐。
直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民国时期，外国人也经常抱怨买办行脱离自身控制，“在洋行赚钱的时候，买办赚更多钱；而且在洋行赔钱的时候，买办也有可能赚钱”。
本来按照历史，在这次洋布危机后，买办们会进一步贴近洋人，帮洋行降低丝茶的收购价，但有实力强劲的大贵商行做后盾，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上海的丝茶价格，在1844年开埠的时候最高，之后一直在慢慢下降，在1848年的时候达到最低点，之后才开始慢慢恢复，但一直也未能恢复原先的高价，这跟丝茶等商品价格在欧洲一直没怎么变化，甚至有所上浮，形成明显对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清朝的白银流失和钱荒严重，导致银贵钱贱；
而且洋行对中国的商品价格越来越了解，还用种种手段加以控制；
买办们之间形成一种隐性的竞争，更愿意降低价格以获得更多生意机会，这方面做得最过分的是先前倒闭的义升行，很多时候就是不赚钱也要争夺生意机会，以保持行业第一的地位。
这种现象，对赵大贵的大贵商行自然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对大部分买办行也是不利的，只是因为之前的买办们一盘散沙，本应该做行业老大的林阿钦甚至带头破坏规矩，才导致买办们之间只有竞争没有合作。
此番在赵大贵的带领下，买办们开始用统一的声音发话；而洋行的西方商人因为这段时间损失严重，虽然急于应对，但未能做出足够有效的控制。
这件事如今看来还很细小，但实际对本埠今后十几年的商业环境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也是在一月份，大贵商行开了一次职工大会，奖励前一年立下功劳的职员，还给不少人提升了职位。
从义升行转来的掌柜和伙计们，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但看在新加入的份上，赵大贵也给每个人发两个月工资，又温言抚慰，努力收服他们的人心。
最后，赵大贵还提出赚两百万的目标，就是说要求大贵商行的全体员工再接再厉，在1846年至少要赚两百万以上的纯利润。
在这个时代，这可不是小数目，虽然广州有伍家和潘家等大家族，资产总量远远超过大贵商行，但那也是数百年积累而成的，按照单一年份的收益，恐怕很难达到一百万元。
就是清国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四千万元到六千万元之间，每年的盈余也就只有数十万元。
当年威名赫赫的东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倒闭的时候，年纯收入也就一千万元左右。
考虑到这些因素，就能明白赵大贵提出的这个目标有多宏大了。
然而，大贵商行的掌柜伙计们陶醉在这些年的几何级数发展，竟没有一个觉得这个目标离谱的，反而疯狂地喊口号，发誓一定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场面极度火爆和热烈。
本来，义升行虽然卖了，但资不抵债，至少有九十万以上的债没能还上，按照这时代的常例，林阿钦是不可能全须全尾地回去的。
正常来讲，林阿钦老家的产业都要被没收，甚至妻女都要被卖，但英国人不希望林阿钦的下场过于凄惨，以免今后再没有中国人敢帮他们做事；
赵大贵对林阿钦观感不佳，也不觉得收拾一个小喽啰有什么大用；
加上那些债主们也认为从林阿钦那里榨不出什么钱来，最多出口气，在收下斯塔克等人一些补偿后就同意放人。
林阿钦在上海这两年，原先只是带着数百元本钱过来的，后来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一度成为上海最大的垄断商人，享尽了荣华，但这一下又打回了原形。
要不是赵大贵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免了他的船票钱，又赠送一百银元的钱，他就是被放出来，恐怕都回不了广东去的。
大家其实知道义升行和大贵行的关系很不好，当初林阿钦可是联络吴健彰和洋人狠狠打压过赵大贵的。
因此，赵大贵这番作为博得了一片赞誉，大家都觉得赵大贵这人肚量很大，是个难得的好人。
林阿钦回去的时候，赵大贵甚至亲自到码头，送他商船离去，倒把虚伪的一套戏码演足了。
吴健彰和杨坊也不知道想什么，也到码头送林阿钦回去，等他上船走了之后，还拉着赵大贵到附近茶楼喝茶，很是唏嘘了一番。
从此之后，上海的买办界就是他们三人三足鼎立的局面了。
不过，赵大贵一提起三足鼎立的话，其他两人拼命摇手，说赵大贵为人仗义，此番救市等于救人无数，以后他们两个肯定要跟着赵大贵行事的。
杨坊也罢了，跟赵大贵年龄差不多，而且生意一直在两人之下，吴健彰五十多岁的人说这话，就有些恶心了。
赵大贵也没有趾高气扬，跟两人客气了一番，心里却很清醒，吴健彰财力雄厚，此番只是折损点元气而已；杨坊有怡和做后台，此番损失也不大，真以为自己虎躯一震，将两人收为小弟，以后有的是吃亏的时候。
不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两人会在商界发出与赵大贵完全相同的声音，上海的其他数十名买办自然也不会跟他们三个巨头对着干，就是说在一两年内，上海的买办和买办行将以大贵商行马首为瞻。
这是原先的林阿钦也未能得到的待遇，如果合理利用，能获利无数。
接下来的几天，以赵大贵、吴健彰和杨坊为首，上海的买办们开始频繁聚会，商谈很多事情。
西方商人开的洋行商人们本来对此并不在意，等到发现生丝和茶叶等出口商品价格慢慢上浮，铜铁等进口商品呢价格却有所下浮，这才反应过来，这些买办是要联合起来逆天啊。
洋行也不是善茬，立即采用各种手段，洋行和买办行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此展开。
中国的洋行和买办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特殊，理论上买办只是洋行雇佣的仆人或员工，但实际上这些买办逐步掌控洋行里的一切生意，又在暗地里联合起来控制生意，很多时候跟洋行平起平坐。
直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民国时期，外国人也经常抱怨买办行脱离自身控制，“在洋行赚钱的时候，买办赚更多钱；而且在洋行赔钱的时候，买办也有可能赚钱”。
本来按照历史，在这次洋布危机后，买办们会进一步贴近洋人，帮洋行降低丝茶的收购价，但有实力强劲的大贵商行做后盾，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上海的丝茶价格，在1844年开埠的时候最高，之后一直在慢慢下降，在1848年的时候达到最低点，之后才开始慢慢恢复，但一直也未能恢复原先的高价，这跟丝茶等商品价格在欧洲一直没怎么变化，甚至有所上浮，形成明显对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清朝的白银流失和钱荒严重，导致银贵钱贱；
而且洋行对中国的商品价格越来越了解，还用种种手段加以控制；
买办们之间形成一种隐性的竞争，更愿意降低价格以获得更多生意机会，这方面做得最过分的是先前倒闭的义升行，很多时候就是不赚钱也要争夺生意机会，以保持行业第一的地位。
这种现象，对赵大贵的大贵商行自然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对大部分买办行也是不利的，只是因为之前的买办们一盘散沙，本应该做行业老大的林阿钦甚至带头破坏规矩，才导致买办们之间只有竞争没有合作。
此番在赵大贵的带领下，买办们开始用统一的声音发话；而洋行的西方商人因为这段时间损失严重，虽然急于应对，但未能做出足够有效的控制。
这件事如今看来还很细小，但实际对本埠今后十几年的商业环境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也是在一月份，大贵商行开了一次职工大会，奖励前一年立下功劳的职员，还给不少人提升了职位。
从义升行转来的掌柜和伙计们，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但看在新加入的份上，赵大贵也给每个人发两个月工资，又温言抚慰，努力收服他们的人心。
最后，赵大贵还提出赚两百万的目标，就是说要求大贵商行的全体员工再接再厉，在1846年至少要赚两百万以上的纯利润。
在这个时代，这可不是小数目，虽然广州有伍家和潘家等大家族，资产总量远远超过大贵商行，但那也是数百年积累而成的，按照单一年份的收益，恐怕很难达到一百万元。
就是清国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四千万元到六千万元之间，每年的盈余也就只有数十万元。
当年威名赫赫的东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倒闭的时候，年纯收入也就一千万元左右。
考虑到这些因素，就能明白赵大贵提出的这个目标有多宏大了。
然而，大贵商行的掌柜伙计们陶醉在这些年的几何级数发展，竟没有一个觉得这个目标离谱的，反而疯狂地喊口号，发誓一定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场面极度火爆和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