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峰在离开辽东时,向金掌柜和中华公司商情部驻辽东的谍报人员布命令,要求他们尽量动员一些人去台湾,最好就是那些因欠饷活不下去的辽东骑兵。

    虽然尹峰从来认为步兵才是黑火药时代最终决定战场胜负的力量,但是骑兵也是必不可少的机动力量。巴石河北岸战役中,骑兵团重骑兵的铁甲没法挡住重型滑膛枪子弹,虽然打破了日耳曼雇佣兵的坚阵,但是伤亡惨重。反而轻骑兵用“半旋转”战术利用火枪轮番打击敌阵,倒是体现出了一定的作用。

    喜好重骑兵冲阵的尹峰只好收起浪漫主义的不切实际,开始扩充类似龙骑兵的部队,而且开始训练骑兵用“半旋转”战术对付敌方方阵。重骑兵数量依旧是1oo骑,尹峰还是保留了这种昂贵的骑兵;实际上中华军在训练中,已经渐渐地开始把明朝军队作为假想敌人。明军混乱落后的火器战术是挡不住重甲骑兵冲锋的。

    ……

    眼下,尹峰等人就在通州附近,看到了一队京师三大营部队的训练。

    此时的明军并无什么保密观念,一般演习和训练,不会像中华军那样事先对几里范围地面进行清场。所以,象利玛窦这样的西洋传教士也能有机会观察明军训练。

    不过,这种训练几同儿戏,不过是两队人相向而行,然后两队人就唱戏一般用木棍互相击打几下;或者是鸟铳手站成密密麻麻一堆,“轰轰”齐射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没有队形变化的训练,也没有火器战术演练,无论是行进中还是列队交战,士兵们都没有整齐的队形,大多数时候是乱哄哄聚成一团,完全是走过场。仅有的几百名骑兵,穿着布衣参加训练,马匹矮小低劣,似乎没有经过任何马术训练,基本上除了往前跑和停下以外,骑兵们没有任何战术动作可言。

    而且,在场几千号人,除了火器手,其余士兵都拿着木棍做训练用的武器,只有极少数军官拿着真实的武器。

    实际上,明朝政府军除了真正打仗时外,一般士兵训练时都只携带假武器,给他们假武器是为了在演习时不致完全没有武器。队列、旗号、金鼓等操练科目,一概简化成最低级的一堆人拥来跑去。没有队列操练、没有实弹射击、也没有对抗演习,戚继光当年训练南兵的那些套路,一样也没有保持下来。

    在明军训练场外,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的百姓,明军士兵也懒得去赶他们。尹峰他们混在这一群闲人中间,倒也丝毫不起眼。

    尹峰、陈衷纪和罗阿泉等人看了暗地里直摇头;这种水平的军队训练,简直连吕宋土著兵或者半脱产的庄丁队的训练程度都没能达到。相比中华军对抗训练时真刀真枪的场面,明军这种训练至多达到了军校童子军做军事游戏的水准。

    这就是明朝以致传统中**事学的弊病的集中体现了,火药化军事革命在古代中国展开的时候,正是兵儒合流展愈加紧密的时候。由于儒家思想在整体价值倾向上偏爱于一些玄学似的道与器之辨,那些书斋里谈兵的文士只注重战争观念的构筑,往往以虚拟的理想主义对待军事问题,讲求抽象原则,严重忽略理论的可操作性,忽略具体军事学术问题的深化与展开。

    受此影响,兵以义动、仁者无敌的战争观念和用兵作战的哲理性规律通常为兵学家们津津乐道,而对于军队编制、武器装备的制造使用、士卒训练规程、战斗队形演练之类的东西,在兵学家那里往往等而下之。戚继光的《练兵实记》等讲述具体部队操练细则的著作,在明朝时期实际上并未受人重视。而且,明朝军制也已经无法自我革新,无法全面引入戚继光的军事革命理论。

    ……

    尹峰等人是在由辽东去京师的途中,偶然遇到这一场景的。他们化装为赴京赶考的举子,而且还有辽东都司颁的路引,然后塞了一些银子给山海关守关士兵,顺利通过了这天下第一关。毕竟,明年就是科举大比之年,一些举子提前赴京准备考试,这也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守关的官员丝毫没有怀疑尹峰一行人的身份。

    他们一路上比较低调,一般都是坐驴车或徒步。沿途满目依旧是民生凋敝的现象;这些年华北地区连年遭灾,那些农民是最大受害者。

    对于农民来说,朝廷官府管税的官员现在倒是还好应付:因为此时万历帝消极怠工已有十多年,许多地方官空缺,但是万历就是不批准官员上任,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县的县官需要兼管邻县事务的怪现象,因此收税的官员也经常空缺。但是近衢地方的土地大多为皇家、勋贵、高官士绅多掌握,他们追逼地租则是毫不留情的。

    尹峰等人所经的蓟辽、通州等京衢重地,居然也有县官缺位的。他们到了北京,分散从各个城门入城,又相继来到了华兴联号北京分号的附近,到一处名为“瀚海”的客栈住下。这里是宣武门内的一个胡同内,靠近新建的安葬了利玛窦的耶稣会天主教堂(民间俗称的南堂)。客栈名义上是工部属下一个闽籍小官开的,实际上是中华公司在京师的秘密据点,属于中华军军情部管辖,和华兴联号京师分号一暗一明,互相配合。

    到了京师,尹峰和众人还是颇有感叹之处的。帝京毕竟是大明朝2oo年来的中枢要地,虽然已经繁华不再,但是其宏伟的规模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但是,大明帝国的中枢却也是一片混乱;万历皇帝的无为“不治”,导致到万历四十年时,中央六部尚书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没有专人负责。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按规定给事中要有五十人,御史一百一十人,在职的只剩下九人,仅占编制的十七分之一。由于缺官不补造成边防军请军饷,无人签,多年不进行军事操练。地方遇到盗匪,互相隐瞒。各地解银进京,无人受理。番邦进京朝贡,无人接待。而在朝的诸位官僚,却依旧分成各个党派,为了任何事情争个不休,但那些经手军饷的官员大肆贪污,却无人过问。

    在瀚海客栈一楼最靠里面的客房内,尹峰看着刚刚送来的邸报,冷笑着说:“辽东兵变,这帮御史全把责任推给杨镐,实际上,辽东如今屡屡生的兵变,源头实际上就在京师,就在这朝堂之上,皇宫大内之中。”

    徐鸿基、曾山对他这种直接把批评矛头指向天子的话语,多少还是有点不适应。

    尹峰指指这份邸报说:“瞧瞧,叶阁老虽然已经告老还乡,这里还有人以海禁为题,说他暗中指使家人下海出洋……顺带着指责闽粤两地的官员包庇下海走私之徒……”

    徐鸿基看了一下,也冷笑道:“把叶向高告了的御史何俊,是浙党的人,实际上这是在报复,叶阁老当政时曾经贬黜了浙党内的一名官员……”

    尹峰笑了笑道:“我敢保证,这名御史一定和余姚谢家有关联。”

    门口一阵脚步声,出外打探情况的陈衷纪急急忙忙推门进来,把一张纸递给尹峰道:“这是军情部买通的一名兵部郎中今日抄出来的广东总兵塘报。”

    尹峰拿过纸条,没有看,淡淡地问道:“怎么回事?”

    “大约两个月前,袁进、李忠率所部5oo余人,十艘船,向广东巡海道投降了。”

    尹峰眼睛一亮,脸上腾起一阵怒气:袁进、李忠自从爪哇岛之乱后,已经失踪了有一年多,如今却突然之间又冒了出来,而且是向朝廷投降了。“真是阴魂不散啊!他们这是第二回投降朝廷了,难道朝廷就这样接受了?”

    曾山站起身道:“以我所见,可能还是和海禁有关。最近的邸报上,要求严申海禁的奏章有不少,八成都是针对着我们公司而来的。”

    尹峰严肃地对徐鸿基说:“不晓得公司总部方面是否知道了这件事。徐先生,你记录一下:命林晓增派人手去广东,查一查袁进他们的情况。另外,增派第二舰队飞字号一艘,炮舰十艘去澳门,随时待命准备封锁广东沿海,追杀袁进李忠。”

    徐鸿基现在是书记官,赶紧执笔记录。尹峰想了想道:“让李大小姐查一查袁进、李忠是怎么从南洋窜到广东的,还有,你记录完后交给纪仔,让他编成密码用信鸽往台湾。”

    一名打扮成小厮仆役的亲卫敲门而入,轻声道:“船主大人,有衙役上门!”

    陈衷纪站起身道:“我去看看……”闪身出门。

    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摆摆手示意无事。门口响起一阵喧哗,片刻后就安静下来。他低声对尹峰说道:“不过是几个衙役跟班来讨要例钱,没什么大事。掌柜的人说了,这帮人每月来一次,多是附近地头的地痞流氓。”

    曾山忽然说道:“我们还是得小心为上,我在京城赶考的时候,经常听说:锦衣卫经常雇佣这帮人在各处打探消息。”

    尹峰皱起眉头:“锦衣卫?这倒是闻名已久了。不过,我们这次来京师,恐怕连公司董事会和曾老爷子也不知道具体细节,知道我的大概去向的只有林晓一人,况且他也没法知道我们具体的行程,这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曾山有点担心:他一直反对尹峰来内地考察,最后没办法才跟着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