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把宋庭愿意担当调停人的建议给直接驳斥掉之外,没有取得任何其它实质成果,但这完全在张九成的预料之内,对宋庭能够采取积极态度抱有希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到朝堂上走一圈,提出明确的要求,接着再举行一个专题新闻发布会,让新闻界有了报道的内容,这才是最主要的。

    由于逐渐认识到科技和知识的重要性,以及来自宋联科技优势的强大压力,宋庭模仿宋联开始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发展,这几年在宋庭辖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一批自号大学的院校机构,只不过这些所谓的大学大多数其实都是以前的书院模仿宋联那边改头换面弄成的山寨版,离真正的综合性高等级学术研究教育机构相去甚远,其教育内容还大多局限在传统的文学、律法、哲学等领域,研究性基本谈不上。但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些大学的建立以及同样受到宋联强势影响的初等、普通教育体系,给整个大宋国民和社会都造成了深远的思想震动。

    在这些众多的新式大学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宋庭不惜重金多加扶持的几所重点学院,已经很像模像样了,东京帝国大学和不舍得换名的太学就是其中翘楚。自打靖康事变后陈东等一批人跟随赵桓北走,大宋太学的热血情节就一落千丈,一直没能恢复元气,好在随着东京帝国大学的建立,从全国各地网罗来的一大帮子少男少女们迅速把愤怒青年的大旗重新扛了起来,而且立即把和国立太学的关系划为了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

    张九成的新闻发布会后不久,帝国大学的上千名在校学生就率先冲上了街头,开始声援宋联抗击侵略者的示威游行,号召全民支持宋联抗击侵略的正义行动,提请宋庭响应辽王奏请,立即对夏寇宣战,同联军携手打击侵略者。很快,东京的各大学校的上万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东京工商总会也紧跟着发布声援宋联同胞,罢市一天,鼓动东京民众一起上街示威游行的声明,大宋京师沸腾了。

    傻子也看得出来,这事是宋联在背后做推手,那个张九成就是策划者。东京帝国大学中有不少来自宋联各大名校的客座教授和交换学生。当初宋联痛快的答应加强南北学术交流请求的时候,宋庭中的明白人就知道有隐患,利害权衡做下决定后,今天得出这样的结果,也是有些许心里准备的。

    虽然有心里准备,但宣舆监监事韦寿隆和国子监祭酒吕好问少不得还是被赵佶骂了个狗血淋头。把民望还算不错的吴敏推出去和请愿民众扯皮,宋庭高层还得议议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前般制定的策略要不要修改。

    新的时代就要有新气象,随着对工商业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宰执中需要给管理工商的领导添把椅子,恽王赵楷登堂拜相,顺利的把这个新设的经政知事的官帽子捧在了怀里。经政知事不但主理大宋工商之务,还把海关纳入了其管辖之下,有权又有钱,一下子就让经政知事这个年轻的官位占据大宋宰执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赵佶也不白给,理会制衡的道理,要想安安稳稳的享受,只提拔了赵楷授其大权可不行,宰执中再添一把军机知事的椅子,把康王赵构拎上来坐了。军机知事从枢府分出了相当一部分兵事权力不算,还把两个新设的强力机构纳入了管理之下,一个是主理内部监察的特务机关巡签院,一个是把三衙扩充为四衙的侍卫亲军海军司,专权指挥大宋海军部队,主理海防事务。

    “以祖制,不可以言治罪,然任由北边兴风作浪,挑拨其间,放任这些刁民肆意诘难攻击朝政,势必对朝廷威严有损。更加不堪者,若再不加约束,这些受蛊惑之人必将更肆意妄为,变本加厉,今时妄议朝政,他日或许就是觊觎登堂之权,以效北方之政,此乃颠倒乾坤,动摇国本之祸。”张邦昌深切的意识到这背后的巨大危险,率先表明了支持强力打压的立场。

    张邦昌的话说到了点子上,但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更确切的说,解决不了一旦采取强力打压政策后涌现出的一系列更加紧迫严重的问题,这些后续的问题才是更关键的。朝廷的民望一而再再而三的损耗,继续发展下去,宋庭拿什么和宋联对抗?

    李邦彦是认可张邦昌的,但他很硬气的选择了沉默,绝不做张邦昌的应声虫。宇文萃中实在拿不定主意,也不说话。两大谋臣秦桧和蔡鞗却是各自戒备了多年,这种事情当然希望等着对方先开口,两人比起了定力。蔡攸,是枢密使,一派悠闲的看风景,蔡懋自然跟长官保持一致。

    剩下两个皇子宰执不能再让首相唱独角戏了,不然在老爹那里的评分也会有损失,赵楷率先开口道:“古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不如疏,吾以为,民众关心朝政直抒胸臆并没有错,关键是朝廷不能放任他人煽动主导民意。宣舆监和礼部有司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检讨,喉舌之柄岂能亲授他人?朝廷需要多加关注,牢牢把握舆论的导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需要向宋联那边学习,应该引领舆论导引民望以成为朝廷的助力,而不是掣肘。”

    秦桧貌似眼神平和,但还是敏锐的捕捉到了赵构脸上闪过一丝凛冽,而那个情圣依然是一幅风清云淡的样子。赵楷话里的刀光可是不少,对内监督不力,第一个有责任的就该是巡签院,而宣舆监监事韦寿隆还有另一个身份,贤妃韦氏的族兄,赵构的舅舅。

    赵楷话里隐讳的阴了弟弟一把,具体该怎么办就不能多说了,也不是他所关心的,只要能降低老九在赵佶心中的评价就行。其实,张邦昌最后点出的才是最要紧的。民众受到宋联新兴的思想文化侵蚀,宋庭辖地民众争权意识不断抬头,尤其是实力日益强大的工商阶层,愈发不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低等地位,又有宋联在背后扇阴风点阴火,其提高自身地位,获得更多权力和权益的诉求急剧高涨。去岁,宋庭年度工商税入已经占到了整个宋庭财政收入的八成七,可大宋政治的整个上层建筑依然完全的掌握在代表地主和贵族阶层利益的士大夫手中。所有有些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大宋现在是在火盆上跳舞,火盆什么时候变成火山,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从北方汹涌南下的思想浪潮,许多明白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它的巨大能量,宋庭必须谨慎应对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

    是以赵楷黑了赵构一拳后,接着就把话题引到了工商求权上面,他要试探一下父亲的态度,作为主理工商的宰臣,赵楷非常清楚这是一股潜力多么巨大的势力团体,若没有将其纳入支持自己一方的想法,赵楷就真是个大傻蛋了。他也知道这其中的风险有多大,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让自己成为那些强大的守旧势力的众矢之的。

    “最近,工部屡有报讼,言称各地多有不法商人行官商勾结之事,以利诱在籍匠戸入民坊劳作,此外,匠戸亦多有逃逸者。虽有律令刑罚规矩,然类此之事仍屡禁不止,工部及地方官员苦无良策。儿臣细思其缘,窃以为,匠戸本以匠作之技为生,任其逃往何处,其仍旧会以术业为生,其避者非为匠作之事,实乃不堪匠戸之籍。依律,一入贱籍,非恩赦世代承传不得转,匠戸为子孙考,遁逃之念不绝,当是情理之事。而商人重利,对技优之匠人索之甚,入籍之匠又禁止务民之事,官商勾结内引匠戸入商劳作,甚或资其遁逃,就是理所当然了。儿臣思虑着,既然禁令不行,莫如将这匠籍禁止务民之例更易,允了公私合作之法,朝廷、商家和匠戸三者利益均占,这样即全了律令之威,亦全了各方之求。至于匠籍传承之例,儿臣不敢多言,还请父皇和诸位宰执决断。”

    赵楷这冷不丁的抛出这么个话题,在座的各位可都不是蠢人,大伙其实都看到这里面的意义可不简单。直白点说,此例若开,这很可能就是宋庭辖地之民开始走向平权之路的一个口子。匠戸可以去籍,那是不是军户制度也可以取消,乐师、伶人、娼奴等贱籍之流呢?接下来,工商子弟科举之限是不是该取消(若时工商子弟参加科举需要取得地方士绅或官府举荐资格,即使考中,也会受到一定的歧视对待,江烈当年礼部会试被降为第三就是一例),民众参政直至主政的要求是不是该满足,皇帝出口成宪的特权要不要禁绝,士大夫制度会不会轰然倾覆,直至大宋全面演变成宋联模式的格局?

    即便赵楷再谨慎,字斟句酌,把话说的婉转迂回,在场诸人还是敏感的捕捉到了其中的含义,神情登时严肃起来。只有一个人例外,赵佶坐在龙椅上意兴阑珊,仿佛快要睡着了,仿佛刚刚把韦寿隆和吕好问骂了个狗血淋头的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