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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神话叙事并非从基督教开始而基督教在与古希腊、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大古代神话系统相遇的过程中却逐渐使之成为自己的叙事元素甚至逐渐取而代之其中的思想-文化意味已经远远超出了神话本身
神话是远古初民的故事而“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建构意义”的基本形式不断被讲述的故事后來便成为“传统”和“经典”不断被确认的讲述方法后來便成为思想的“范式”进而言之“故事”也就成为一定群体及其价值的合法性依据说到底这是从经验建构意义也是将形式和秩序赋予经验不同的族群、传统、信仰一旦被编织在一套“文化故事”当中这些故事便显示出“创始神话”的功能
通过“故事”建构“意义”的“创始神话”本來的价值就并不在于真实：“神话并不是要描述真实……神话所寻求的是改变真实）从而为个人和社会提供道德和精神的意义”这样更重要的往往并不是“讲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讲”这些故事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基本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叙事”而编织起自己的语言结构和符号系统
因此就基督教与欧洲原有神话系统的关系而言基督教并非“自足的、与其所参与的文化相互隔绝的文化生产”而被认为是一种“寄生性的文化生产”欧洲原有的三种神话传统正是其所“寄生”之处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进入这一研究则可能由于阅读背景及话语方式的不同使相应的问題意识显得更加突出即：通过对神话意象的延伸性分析探究西方文化范式的演化过程；通过对神话语境的进一步还原触及西方符号系统的深层结构在一种“异质”的语境中辨析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既是展开上述思路的最佳切入点也会对我们认识自身的传统有所启发而关于母題、媒介和类型的考察当是三种具体的进路
（一）“母題”分析
基督教语境对于古希腊、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大古代神话系统的影响和重构自中世纪起就有相当典型的例证比如从凯尔特神话之亚瑟王故事中引申出的“圣杯”传奇本來与基督教并沒有多少关联但是在欧洲中世纪逐渐被演绎为圣杯中盛着耶稣的宝血、只有像耶稣一样品行端正的骑士才能找到圣杯等等乃至在《圣经》的记载中埋葬耶稣的财主约瑟（太27：57-60）也进入了“圣杯”的文本；而因为与圭尼维尔发生私情亚瑟王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兰斯洛特却在“圣杯”传奇中被高文、帕齐法尔等取代此外《特利斯丹和绮瑟》以及其他骑士叙事诗、抒情诗甚至民谣也都被赋予了明显的基督教意味骑士的理想、爱情、道德成为最普遍的主題因而作为基督徒的骑士最根本的原型已经不是古老的“异教”英雄却是欧洲化了的基督教圣徒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梳理上述线索最终并不是要为之找到“圣杯”所传达的文学意义而是以“他者”的眼光穿透已经定型的符号系统在“圣杯”母題的多重來源以及后世学界的多重解释之基础上揭示这一符号系统自身的构成和由來借此则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叙述所可能分享的基本结构或许也会得到相应的凸显和启发
于是可以发现：基督教对欧洲原有的神话元素吸纳和重述一方面当然印证了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欧洲神话的自身传统其实也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基督教的叙述体系甚至改变它的构成方式换言之后世的西方文学在接纳基督教观念的同时也以世俗经验规范着基督教的叙述方式使基督教本身也打上某种世俗文化的烙印从而这一过程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这一点当成为论说“西方文化”或“基督教文化”的原点
同时通过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欧洲原有的神话元素往往经历了一个由“神秘”到“神圣”的发展过程却未必会有本來的确切意义和确切指称不断的改写和重述实际上为这些神话元素提供了不同的意义结构而这些意义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整合则往往显示为“文学母題”的不断延展
基于这样的背景“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至少可以通向两个方面的考察：第一从具体的“隐喻”、合成的“象征”到整体的“神话”解析基督教改造和重释欧洲神话系统的符号线索第二从“神话”的系统、“象征”的结构到“隐喻”的生成追索基督教观念日益融入欧洲人总体文学想象和文化方式的诠释过程
在西方学者关于文学原型和文化源流的研究中这恰好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互动：其一较多强调神话思维对一定族群和传统的启发性甚至规定性；其二则侧重神话叙述在后世的不断“重现”、“移位”或者“变形”通过“历时性”的比较而重新描述“共时性”的意义模式
（二）“媒介”分析
中世纪欧洲文学史上所谓的民族俗语（本土语言）都是与基督教早期教会所使用的语言相对而言当时的欧洲西部教会主要用拉丁语东部教会主要用希腊语；因而早期的基督教思想者正是按照各自的语言被分别称为拉丁教父或希腊教父但是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衰亡在中世纪开始之际欧洲原本相对稳定的语言格局很快便被冲垮了据统计：当时以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为母语的人数都不足欧洲人口的15%因此在长期的战乱、迁徙和族群重组的过程中欧洲各民族俗语的发展是相当艰难的而基督教教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世俗权力都以不同方式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民族俗语真正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主要载体始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写作和布道
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世界教会的支持当然会对民族俗语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民族俗语一旦通过这样的途径被广泛接纳很快便接受了拉丁语的经验从民间的日常生活语言脱胎为规范的文学表达形式因此在欧洲神话被基督教所书写的同时恰好又伴随着欧洲的民族俗语被教会所接纳；它一方面接受了拉丁语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使民族俗语逐渐成为欧洲文学的主导
这一相互同步、相辅相成的过程最直观结果便是凝结着中世纪欧洲艺术智慧的教堂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艺术创造其基本符号是基督教与异教信仰相互结合的典型：比如象征着太阳崇拜和灵魂不朽的方尖碑成为基督教教堂的万神殿驾驶着阿波罗之战车、衬托着酒神之葡萄藤的耶稣基督等等
而某些欧洲民族的语言观念又恰恰是他们被基督教所同化的直接原因比如北欧神话的英雄后裔日耳曼人日耳曼民族在不断远征的过程中越來越多地扩张了版图但是也越來越深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有西方学者认为：日耳曼人是“在基督教会的刻意改变和宗教精神的影响下……失去了他们原先笃信的诸神”
古代日耳曼人所用的卢尼文差不多是一种咒术符号“据考用卢尼文字记载的古老文献几乎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咒术性质”在北欧神话中创造卢尼文的是大神奥丁斯诺里?斯图鲁松所整理的《埃达》甚至将奥丁描写成类似于上帝的形象在斯诺里笔下奥丁被传颂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偶像正如《圣经》中的耶和华：他创造了大地、天空以及宇宙中的玩物他赐予人类永远不灭的灵魂他也发现了神秘的卢尼文
奥丁获得卢尼文的故事使北欧的古代文字从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咒符的色彩但是日耳曼人确信“语言”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如果用文字将语言记录下來语言的力量也就被传给文字；因此他们不愿意用文字记录历史这种“语音中心”的语言观念最终使北欧神话只能通过“吟诵诗人”（skalds）口耳相传而最早使用北欧文字记述日耳曼民族历史的却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三）“类型”分析
作为与希腊多神教传统的区别基督教必然会对欧洲神话系统进行一神教的改造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诫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但是也恰恰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诸多的偶像按照法国学者韦尔南的说法：“偶像（eid?lon即英文的idol）是敏感的表面的一种简单拷贝是对眼前提供之物的一种移印而神像是一种本质的搬移在偶像和它的模本之间同一性在于整个的表面；在神像和它所反映的东西之间关系是在深层结构和所指的层面上连结成的”因此“偶像”只能建立“外在的相似性”；作为象征的“神像”或者“圣像”才能“建立一种暗在的相同性让精神得到理解”
偶像在《圣经》中指假神；但是即使是神像或者“圣像”也还不足以象征“精神”文字则更具精神性因此才有“破坏圣像运动”关于这一点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是同中世纪的天主教有所区别的
正如埃米尔·布鲁纳所说：“罗马天主教信仰与视觉艺术的关系比新教紧密；相反新教的教会音乐达到很高的程度天主教却望尘莫及罗马天主教信仰倾向于形象化它与可见物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积极的；福音派（新教）信仰却依附于言词与可见物只有间接的松散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绘画在新教教会中销声匿迹而音乐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即使在造型艺术的范围内形象符号对宗教精神的涵纳也是不同的这需要将基督教对欧洲神话系统的影响深入到“类型分析”的层次具体的分析模型可如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就艺术与宗教之关系分出的四种层次：
第一根据新教原则上帝不仅显现于神圣的存在而且也显现于世俗的存在因此即使沒有宗教的内容即是采用世俗风格艺术也完全可能间接传达某种宗教的价值
第二现代艺术呈现出一种“关注静物的明显趋势”将一切实在都转换成静物的形式蒂利希认为这意味着“有机的形式已经消失始终与描绘有机形式相关的理想主义也随之消失”因此即使在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中本來趋于完整的神话逐渐被分裂、破碎、疑虑、空虚所取代却可能恰好通过“探究人类深层的疏离和绝望”而成为基督教观念的表达因此蒂利希甚至认为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最有感染力的宗教绘画”是“当今基督教绘画中最杰出的作品”
第三宗教内容本身并不产生宗教绘画按照蒂利希的说法这甚至会“导致渎神的危险”因此在基督教的重述中以往任何一种“神”的題材（包括基督教自身的神圣元素）都并不天然地含有神圣的性质
第四宗教形式与宗教内容相结合的艺术在蒂利希看來是“为了表现而打破表层”他以15世纪的德国画家格吕瓦德及其为埃森海姆祭坛绘制的《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为例说明“表现主义绝非现代的发明”其中“渗透了现代艺术所创造的分裂性风格的一切因素”
从上述角度对基督教的重述进行分析可能也较为具体地揭示了欧洲神话在其传承过程中的变形、延伸、“意义添加”的“类型”等
基于如上思路本书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中世纪西方文学中“圣杯”主題的传承和延展第二部分则选取古希腊悲剧、《圣经》、莎士比亚、当代西方文学和文论当中的六个典型个案分别追寻“废墟”中的“记忆”以及基督教对于这种记忆的擦涂、改写和重构
欧洲的神话叙事并非从基督教开始而基督教在与古希腊、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大古代神话系统相遇的过程中却逐渐使之成为自己的叙事元素甚至逐渐取而代之其中的思想-文化意味已经远远超出了神话本身
神话是远古初民的故事而“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建构意义”的基本形式不断被讲述的故事后來便成为“传统”和“经典”不断被确认的讲述方法后來便成为思想的“范式”进而言之“故事”也就成为一定群体及其价值的合法性依据说到底这是从经验建构意义也是将形式和秩序赋予经验不同的族群、传统、信仰一旦被编织在一套“文化故事”当中这些故事便显示出“创始神话”的功能
通过“故事”建构“意义”的“创始神话”本來的价值就并不在于真实：“神话并不是要描述真实……神话所寻求的是改变真实）从而为个人和社会提供道德和精神的意义”这样更重要的往往并不是“讲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讲”这些故事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基本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叙事”而编织起自己的语言结构和符号系统
因此就基督教与欧洲原有神话系统的关系而言基督教并非“自足的、与其所参与的文化相互隔绝的文化生产”而被认为是一种“寄生性的文化生产”欧洲原有的三种神话传统正是其所“寄生”之处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进入这一研究则可能由于阅读背景及话语方式的不同使相应的问題意识显得更加突出即：通过对神话意象的延伸性分析探究西方文化范式的演化过程；通过对神话语境的进一步还原触及西方符号系统的深层结构在一种“异质”的语境中辨析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既是展开上述思路的最佳切入点也会对我们认识自身的传统有所启发而关于母題、媒介和类型的考察当是三种具体的进路
（一）“母題”分析
基督教语境对于古希腊、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大古代神话系统的影响和重构自中世纪起就有相当典型的例证比如从凯尔特神话之亚瑟王故事中引申出的“圣杯”传奇本來与基督教并沒有多少关联但是在欧洲中世纪逐渐被演绎为圣杯中盛着耶稣的宝血、只有像耶稣一样品行端正的骑士才能找到圣杯等等乃至在《圣经》的记载中埋葬耶稣的财主约瑟（太27：57-60）也进入了“圣杯”的文本；而因为与圭尼维尔发生私情亚瑟王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兰斯洛特却在“圣杯”传奇中被高文、帕齐法尔等取代此外《特利斯丹和绮瑟》以及其他骑士叙事诗、抒情诗甚至民谣也都被赋予了明显的基督教意味骑士的理想、爱情、道德成为最普遍的主題因而作为基督徒的骑士最根本的原型已经不是古老的“异教”英雄却是欧洲化了的基督教圣徒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梳理上述线索最终并不是要为之找到“圣杯”所传达的文学意义而是以“他者”的眼光穿透已经定型的符号系统在“圣杯”母題的多重來源以及后世学界的多重解释之基础上揭示这一符号系统自身的构成和由來借此则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叙述所可能分享的基本结构或许也会得到相应的凸显和启发
于是可以发现：基督教对欧洲原有的神话元素吸纳和重述一方面当然印证了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欧洲神话的自身传统其实也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基督教的叙述体系甚至改变它的构成方式换言之后世的西方文学在接纳基督教观念的同时也以世俗经验规范着基督教的叙述方式使基督教本身也打上某种世俗文化的烙印从而这一过程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这一点当成为论说“西方文化”或“基督教文化”的原点
同时通过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欧洲原有的神话元素往往经历了一个由“神秘”到“神圣”的发展过程却未必会有本來的确切意义和确切指称不断的改写和重述实际上为这些神话元素提供了不同的意义结构而这些意义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整合则往往显示为“文学母題”的不断延展
基于这样的背景“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至少可以通向两个方面的考察：第一从具体的“隐喻”、合成的“象征”到整体的“神话”解析基督教改造和重释欧洲神话系统的符号线索第二从“神话”的系统、“象征”的结构到“隐喻”的生成追索基督教观念日益融入欧洲人总体文学想象和文化方式的诠释过程
在西方学者关于文学原型和文化源流的研究中这恰好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互动：其一较多强调神话思维对一定族群和传统的启发性甚至规定性；其二则侧重神话叙述在后世的不断“重现”、“移位”或者“变形”通过“历时性”的比较而重新描述“共时性”的意义模式
（二）“媒介”分析
中世纪欧洲文学史上所谓的民族俗语（本土语言）都是与基督教早期教会所使用的语言相对而言当时的欧洲西部教会主要用拉丁语东部教会主要用希腊语；因而早期的基督教思想者正是按照各自的语言被分别称为拉丁教父或希腊教父但是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衰亡在中世纪开始之际欧洲原本相对稳定的语言格局很快便被冲垮了据统计：当时以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为母语的人数都不足欧洲人口的15%因此在长期的战乱、迁徙和族群重组的过程中欧洲各民族俗语的发展是相当艰难的而基督教教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世俗权力都以不同方式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民族俗语真正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主要载体始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写作和布道
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世界教会的支持当然会对民族俗语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民族俗语一旦通过这样的途径被广泛接纳很快便接受了拉丁语的经验从民间的日常生活语言脱胎为规范的文学表达形式因此在欧洲神话被基督教所书写的同时恰好又伴随着欧洲的民族俗语被教会所接纳；它一方面接受了拉丁语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使民族俗语逐渐成为欧洲文学的主导
这一相互同步、相辅相成的过程最直观结果便是凝结着中世纪欧洲艺术智慧的教堂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艺术创造其基本符号是基督教与异教信仰相互结合的典型：比如象征着太阳崇拜和灵魂不朽的方尖碑成为基督教教堂的万神殿驾驶着阿波罗之战车、衬托着酒神之葡萄藤的耶稣基督等等
而某些欧洲民族的语言观念又恰恰是他们被基督教所同化的直接原因比如北欧神话的英雄后裔日耳曼人日耳曼民族在不断远征的过程中越來越多地扩张了版图但是也越來越深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有西方学者认为：日耳曼人是“在基督教会的刻意改变和宗教精神的影响下……失去了他们原先笃信的诸神”
古代日耳曼人所用的卢尼文差不多是一种咒术符号“据考用卢尼文字记载的古老文献几乎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咒术性质”在北欧神话中创造卢尼文的是大神奥丁斯诺里?斯图鲁松所整理的《埃达》甚至将奥丁描写成类似于上帝的形象在斯诺里笔下奥丁被传颂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偶像正如《圣经》中的耶和华：他创造了大地、天空以及宇宙中的玩物他赐予人类永远不灭的灵魂他也发现了神秘的卢尼文
奥丁获得卢尼文的故事使北欧的古代文字从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咒符的色彩但是日耳曼人确信“语言”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如果用文字将语言记录下來语言的力量也就被传给文字；因此他们不愿意用文字记录历史这种“语音中心”的语言观念最终使北欧神话只能通过“吟诵诗人”（skalds）口耳相传而最早使用北欧文字记述日耳曼民族历史的却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三）“类型”分析
作为与希腊多神教传统的区别基督教必然会对欧洲神话系统进行一神教的改造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诫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但是也恰恰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诸多的偶像按照法国学者韦尔南的说法：“偶像（eid?lon即英文的idol）是敏感的表面的一种简单拷贝是对眼前提供之物的一种移印而神像是一种本质的搬移在偶像和它的模本之间同一性在于整个的表面；在神像和它所反映的东西之间关系是在深层结构和所指的层面上连结成的”因此“偶像”只能建立“外在的相似性”；作为象征的“神像”或者“圣像”才能“建立一种暗在的相同性让精神得到理解”
偶像在《圣经》中指假神；但是即使是神像或者“圣像”也还不足以象征“精神”文字则更具精神性因此才有“破坏圣像运动”关于这一点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是同中世纪的天主教有所区别的
正如埃米尔·布鲁纳所说：“罗马天主教信仰与视觉艺术的关系比新教紧密；相反新教的教会音乐达到很高的程度天主教却望尘莫及罗马天主教信仰倾向于形象化它与可见物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积极的；福音派（新教）信仰却依附于言词与可见物只有间接的松散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绘画在新教教会中销声匿迹而音乐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即使在造型艺术的范围内形象符号对宗教精神的涵纳也是不同的这需要将基督教对欧洲神话系统的影响深入到“类型分析”的层次具体的分析模型可如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就艺术与宗教之关系分出的四种层次：
第一根据新教原则上帝不仅显现于神圣的存在而且也显现于世俗的存在因此即使沒有宗教的内容即是采用世俗风格艺术也完全可能间接传达某种宗教的价值
第二现代艺术呈现出一种“关注静物的明显趋势”将一切实在都转换成静物的形式蒂利希认为这意味着“有机的形式已经消失始终与描绘有机形式相关的理想主义也随之消失”因此即使在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中本來趋于完整的神话逐渐被分裂、破碎、疑虑、空虚所取代却可能恰好通过“探究人类深层的疏离和绝望”而成为基督教观念的表达因此蒂利希甚至认为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最有感染力的宗教绘画”是“当今基督教绘画中最杰出的作品”
第三宗教内容本身并不产生宗教绘画按照蒂利希的说法这甚至会“导致渎神的危险”因此在基督教的重述中以往任何一种“神”的題材（包括基督教自身的神圣元素）都并不天然地含有神圣的性质
第四宗教形式与宗教内容相结合的艺术在蒂利希看來是“为了表现而打破表层”他以15世纪的德国画家格吕瓦德及其为埃森海姆祭坛绘制的《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为例说明“表现主义绝非现代的发明”其中“渗透了现代艺术所创造的分裂性风格的一切因素”
从上述角度对基督教的重述进行分析可能也较为具体地揭示了欧洲神话在其传承过程中的变形、延伸、“意义添加”的“类型”等
基于如上思路本书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中世纪西方文学中“圣杯”主題的传承和延展第二部分则选取古希腊悲剧、《圣经》、莎士比亚、当代西方文学和文论当中的六个典型个案分别追寻“废墟”中的“记忆”以及基督教对于这种记忆的擦涂、改写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