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太和六年(戊申,公元232年),二月,魏明帝颁诏改封诸侯王,都由郡改称为国。【小说文学网】

    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明帝极为悲痛,追谥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庙,在南陵安葬,取甄后已亡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匹配,追封甄黄为侯爵,并为他选立继承人,承袭爵位。明帝想要亲皇送葬,还想前往许昌。司空陈群直言规劝说:“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没有丧葬的礼仪,何况还未满月,就以成人丧葬之送葬,加穿丧服,满朝都穿白衣服,日夜在棺哀哭,自古以来没有能与此相比的。而陛下还要亲自去察看陵暮,亲自送葬。愿陛下抑制割舍这种有损无益之事,这是普天下最大的愿望。又听说陛下打算驾临许昌,太后、皇后两宫上下,都一齐随驾东行,满朝大小官员无不感到震惊奇怪。有人说这是想要避灾,有人说是打算营缮宫室而迁移殿舍,有的则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吉祥和凶险,全是天命,灾祸和福分,由人掌握,用移居来祈求平安,也无益于事。如果必须移居避灾,修缮整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都可暂时分住,为什么要举宫上下暴露在旷野之地,公私花费巨大,难以计算。而且贤人吉士还不轻易迁居搬家,以便乡里安宁,使乡亲们没有恐惧之心,何况陛下是天下的主人,一举一动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呢!”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去世,陛下都不送葬,为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防不测,为什么要给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送葬呢?”明帝都不接受。三月,癸酉(初七),起驾向东巡游。

    侍中刘晔为明帝所亲近器重。明帝将要讨伐蜀国,朝廷内外都说:“不可。”刘晔入朝与明帝商议,则说:“可讨伐”;出来和朝廷大臣讨论,则又曰“不可”。晔有胆有识,谈论起来,有声有色,很动听,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也看重刘晔,是持不可伐意见中最为强硬的人,每次从朝廷出来,就去拜访刘晔,刘晔都讲不可讨伐的道理。后来,杨暨和明帝谈起伐蜀之事,杨暨恳切规劝,明帝说:“你是个书生,怎么知晓军事!”杨暨谢罪说:“我的话诚然不足采纳,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常常说蜀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与我说蜀可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叫来对质。”明帝下诏让刘晔来,问刘晔,刘晔始终不说话。后来刘晔单独晋见,责备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我知道这件大事后,常常害怕说梦话泄漏出去增加我的罪过,怎么敢向人说这件事?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军事行动没开始时,越机密越好。陛下公开泄漏出去,我恐怕敌国已经听说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责怪杨暨说:“渔夫钓到一条大鱼,就要放长线跟在后,必须到可以制用时再用线将它牵回,那就没有得不到的。帝王的威严,难道只是一条大鱼而已!你诚然是正直的臣僚,然而计谋不足以采纳,不可不仔细想一想。”杨暨也向他道歉。

    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心,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献媚迎合,请陛下试一试,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反,说明刘晔经常与陛下圣意相一致。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同,刘晔的迎合之情必然暴露无遗。”明帝如其所言检验刘晔,果然发现他的迎合之情,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出任大鸿胪,因忧虑而死。

    刘晔曾经进谗言说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十分害怕,将此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如果不能融洽,不过不当三公而已。”几天后,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宠信,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过失用以向上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见谦昭上奏说左丞曹有罪罚应当禀报,但曹不依据诏书,应深入追究责问。还说:‘其安应当处罚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陈述理由,辞意恳切悲恻,我暗自哀怜而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所以能矫正世风抚育人民的原因,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戴,近靠群臣的竭尽智力。而今陛下日理万机,担忧劳苦,有时还在灯光下处理公务,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顿,刑法禁令日渐松弛。察究原因,并非只是群臣不尽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愚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豫让在中行氏那里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在智伯那里显出了节*,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如果陛下当今之世没有良才,朝廷乏贤能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俊杰吗?现在所谓的贤能,都做了大官而享受着厚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没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不专一的原因,是由于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时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现在被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怀疑是挟私报仇,赞誉别人则陛下怀疑是出以私情偏爱,左右亲信有的就乘机顺着您的心意说话,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以至政事中的变更也都受到猜嫌。陛下应当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鼓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行向古人看齐,垂名史册,可是现在反而让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我恐怕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观国家得失,成为后世的鉴戒。古代周公警告鲁侯说:“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用为大臣,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尚书》举出舜的功劳,称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一概赶走。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才干,而认为是陛下不任用;不是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是陛下没有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周公和贤能,大舜排除奸恶的作法,使侍中、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侯,行则跟从在御驾左右,亲自答对陛下诏问,各尽所知,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都可以了解,忠成贤能的人进用,愚笨恶劣的人降职,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才能。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使群臣人人能竭尽才能,是贤能还是愚劣,在于陛下使用恰当。这样治理事情,什么事不能办;这样来建立功勋,什么功勋不能成就!每有军机大事,诏书上常说:‘谁能忧虑这些呢?我只能自己忧虑。’最近诏书上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这样,但先公后私自己就可以做到。’恭读圣明诏书,才知道陛下对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然而也对陛下不根本上治理而只忧虑枝节问题感到奇怪。人贤能与否,当然有先天本情,就是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都完全称职。圣明的主上用人,是使贤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而使没有才能的人不得占据不能胜任的官位。推选不是贤能之人,未必是有罪过;满朝上下都能容得这种不适当的人,才是怪事。陛下明知某人没有尽力而为他的职责忧虑,知道某人没有才能而教他办事,岂不只是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并存于世,也终究不能认为这样就算是治理国家。陛下还担心台阁禁令不够严,人情请托不能断绝,定出迎客出入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守卫官府厦门,这实在不是实行禁令的根本作法。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侄儿,还有人止书控,纷纷弹劾。最近司隶校尉孔羡聘用大将军狂妄无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不说一句话,那种望风迎合的态度,甚于接受嘱托,这是不按实情选用人才的结果。窦嘉有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还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况和古代相比,这是陛下自己没有作出必要的处罚用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源头。也入禁地的制度,让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办法。假使我的话有一点承陛下明察采纳,还怕什么邪恶不除灭,而豢养廉昭之辈!本来,检举揭发奸恶,就是尽忠的举动;然而世人憎恨小人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情理而只是以迎合以求提拔。如果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以为违背众议抵世事是为奉公,窥人过失向上告发是尽忠节。那么为什么真有才能的人反而不去做这种事?实在是顾及正道而不去这样做而已。使天下的人都背离正道而去谋取私利,本是君王所最忧虑的,陛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明帝曾经突然来到尚书台门,陈矫跪着向明帝说:“陛下要去哪里?”明帝说:“我想看一看公文。”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陛下应该亲临的事情。如果我不称职,那么就请罢免我,陛下应该回去。”明帝惭悔,乘车返回。明帝曾经问陈矫:“司马懿忠贞不渝,可以答得上是国家大臣吗?”陈矫答:“他是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国家能不能依靠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