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凡穿上这身新衣服,捆上一条褥子,一条被子,在大食堂中领了十斤小米,上中学了。

    那一年,全公社往旗中学送了二十七个学生,这是一件大事儿。

    公社派了三辆大轱辘马车送这些学生。

    “嘎嘎——吧吧!”

    随着几声鞭子的脆响,车老板子稳稳地坐在车耳朵上,车上是这些新中的“举人小爷”们。

    “你们就不用送了,你们把学生交给公社就得了。”

    公社的干部们说。

    大轱辘车的两个大轱辘转动了,辕马和三头驾“头稍子”的骡子支起耳朵,奋起蹄子,上路了。

    翠儿和很多家长都招着手,然后擤着鼻涕转过身去。

    费凡知道,那是母亲们高兴后又非常的难过的时刻。

    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母亲的夹肢窝儿,心情抑或是担忧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最近这几年,费璋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是考上了大学后,快二十岁的人了,家长们还要前呼后拥地送进大学,有些母亲直到把床给儿女们铺好,才与儿女们挥泪告别,真是生活过好了,社会进步了,对儿女的呵护也越来越过分了。

    “从白城到白音套海得五六个小时,累死人了!”

    那一次,在费凡和老伴儿胡芳坐同一趟班车的,还有两个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的年轻人。

    “年轻人,你们太幸运了,四十年前我们可是要走四天的!”

    听到这两个年轻人的抱怨,费凡在心里默默地说。

    那年月,从白音套海到白城只有两条大车道。

    是北道,绕过科尔沁沙地,经白音他拉,格日僧,海日苏,阿什罕,红山,下黑山,到白城。

    是南道,过老哈河,经敖汉长胜公社,古鲁板蒿公社,红山,下黑山,到白城。

    由于北道多是牧区,二三十人的食宿问题不好解决,所以费凡和他的小伙伴儿们走的是南道。

    费凡记得一位小说家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痛苦也没有幸福,只是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

    这真是一条真理呀!

    费凡上中学的时候,在白音套海或者赤城地区的农牧区的最好交通工具就是大轱辘马车了。

    出门时,人们坐在大轱辘车上就是最好的享受了。

    遇到平坦的道路,车老板子来了兴致,“啪啪”地抽两个响鞭,四套马车也像是飞起来似的,坐在车上,路两边的庄稼也是一闪而过。

    这马车要是跑过低洼路时,心眼儿也是往嗓子眼上吊的。

    快要到大车店时,还差半路地,车老板子就打起响鞭来。

    大车店的人们也赶紧大开院门,大声地热情地打着招呼。

    马车冲进店院里,停稳,拿垫墩儿打车眼儿,摘套的,拉马的,好一阵子的忙活。

    那时,车老板子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有句话叫“大鞭一响,赛过县长”,这句话很像头几年的“方向盘一转,成千上万”。

    只不过,现在的车老板子可是不好过了,罚款太多了,哈哈哈。

    车老板子进了大车店,也是一派吆五喝六的架势,一会儿是水不开茶不酽,一会儿是炕太热屋不暖,总之是没有如意的地方的。

    大车店的掌柜的,只好赔着小心,招呼着师傅们烫酒炒菜。

    后来,费凡对农村的经济状况有些分析能力的时候,他认为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牧、副、渔都不按商品经济去做,一切都卡得很死,惟独这个大车店存在货币交易。

    例如,住店要掏车底钱,住宿要宿费,吃饭掏饭费。

    车老板子也有可交换的东西,那就是豆饼、棒子这些用做马料的东西。

    只有进行这些交易的时候,人民公社的那些“一大二公”的肥皂泡才不存在了,人们又回到了本性或本能。

    费凡和他的同学们只享受了一年的来自人民公社的优待,第二年人民公社办起了农中。

    农中的校长把费凡这些在旗里读书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大讲农中发展的前途,还有教师的水平有多么的高。

    费凡坐在农中的长条桌子后面的长条板凳上,抬头看见讲台上站着那个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的老师,心里立马有了一种悻悻然的感觉。

    脑子里出现的是那个旗中学的老师。

    旗中学的老师大高个儿,戴着近视镜,说话一字一板的,教语文。

    费凡写的作文《雪》大受这位农中老师的表扬,尤其是”白茫茫一片“的句子,老师除了用红笔在作文本上画了一溜的红圈儿,还抄在黑板上,很是说了些”描写优美,用词得当”的话,但费凡还是没有在农中念书的兴趣。

    “那还是上旗里念去吧!”

    面对费凡牢骚,父亲费璋沉默了半天,终于慢慢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费凡当时的感觉以及以后的理解,他的父亲把子女读书看成是头等重要的事儿。

    对于这样一位读过私塾甚或教过私塾的旧时代知识分子来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更何况,费氏家族是书香门第,费璋津津乐道的是清光绪年间费氏一门三兄弟同时考取生员,光荣了门楣。

    费璋对从祖上传下的“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的家训也非常的乐道,认为是治家之本。

    自然,费璋对费凡的念书问题是极其重视的了。

    就在费璋作出决定的时候,费凡的叔伯哥哥虎子来家里说,公社的大轱辘车上旗里拉货,已经过去半天了。

    费璋二话没说,立刻吩咐翠儿给儿子收拾收拾衣物,他亲自跑到院外草地里把正在吃草的那头秃尾巴驴牵回来,给它背上褥子,戴上嚼子,接过妻子打点的衣服和行李,就带上费凡仓惶上路了。

    这是费凡见到父亲办事儿最麻利最果断的一次。

    “你就是火上房也不带着急的。”

    这是翠儿对费璋的评价。

    有一次,真的是烟筒着火冒烟了,翠儿在屋外可劲儿地招呼,费璋依然在屋里镇静自若地写着毛笔字,还是邻居爬上房,往烟筒里倒两桶水,才把那烟火给压下去。

    费凡和父亲先是一块儿骑在驴背上,跑了十几里路后,那驴就出汗了。

    费璋只好从驴背上下来,赶着驴走,一边走还一边跟儿子唠着一些治学之道,无非是学习要认真,做事儿要认真,或者什么礼让三先之类的话。

    费凡看到父亲的灰布衫前胸后背都让汗水浸透的时候,也从驴背上跳下来,和父亲一起一边说着话,一边追赶着那先行的大轱辘马车。

    看着惊飞的鸟雀,捋着路边的野菊花、马莲草,一点儿也没觉得累。

    费凡和父亲一直撵了七十里地,总算是在一个大车店追上了公社的大轱辘马车。

    费璋露出了笑模样,和车老板子打着招呼,掏出一盒烟卷儿,说了一些托付的话,骑上毛驴,用手掌拍一下驴屁股,走了。

    家里还有他的学校,这时他已是一校之长了。

    走出几十步,父亲还扭过头来,朝着儿子摆了摆手。

    费凡的心里热乎乎的,眼泪要流出眼眶了。

    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啊!

    这一次的上学之路,费凡的收获是很大的。

    三个车老板子一合计,让费凡晚上放马。

    卸了车,把马赶到草地里,等马吃饱了,再赶回大车店,绝对不能让马们跑进庄稼地。

    一个晚上的工钱是一匹马五角钱,十二匹马就是六块钱呀!

    费凡在心里乐得不行了,胳膊和腿肚子都让蚊子叮起了几个大包,还是乐得不行。

    到了白城,放了五个晚上的马,那可就是三十块钱呀!

    那个年代,费凡每个月要往学校交六块钱,家里每个学期才给五十块钱。

    有了这三十块钱,费凡感觉自己阔了起来。

    那一年,他找班里的一位同学,让这位同学在供销社卖货的爸爸走了“后门儿”,买了九尺黑色的呢子,做了一身制服。

    这是费凡第一次穿制服,第一次穿上了高档的服装。

    费凡的一位大师哥,一个高一年级的同学,还借去这身制服,照了一张毕业照片。

    若干年后,费凡再见到这位大师哥时,这位大师哥已经高就了,不认得这个师弟是老几了。

    那时候,不知怎么的,什么都没有,冬天能穿上棉鞋的人都是极少的。

    费凡是穿着夹鞋的学生,放寒假回家时,在大轱辘马车上坐一会儿,就要下车,扶着大车的车帮子跑上一会儿,要不那双脚就冻僵了。

    在车上坐的时间长了,冷不丁地下车,站在地上都感觉不出有一双脚掌着地,下肢冷冰冰的,好一阵子都没有知觉的。

    时至今日,费凡看到儿女们去商店里选时尚的皮鞋,质地不好不要,样式不好也不要,就连他的大孙子费费皮鞋坏了底,随手扔掉,心里感到特别的反感,特别的惋惜。

    有时候,费凡看到垃圾箱旁遗弃的稍有破损的皮鞋时,心里总有一种想上前拾到手里的冲动。

    在那时,在农村,穿皮鞋是一种奢侈得不行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