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物叫钱谦益，人称“两朝领袖”，精于史学，立志修“明史”。$文学网$(请记住我们的 )明末，钱谦益曾撰修《历朝实录》，存放在北京太液池畔的“蕉园”，后李自成火烧明皇宫，“蕉园”也没能幸免。清初，钱谦益又收集了完备的明代史料，编写了达二百五十卷的明史稿，藏于自家藏“绛云楼”，后也毁于一场大火。钱谦益曾叹曰：“乌乎！甲申之乱，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他认为:“汉晋以来，书有三大厄。梁元帝江陵之火，一也；闯贼入北京烧文渊阁，二也；绛云楼火，三也。”又在《蕉园》一诗中写道：“蕉园焚稿总凋零，况复中州野史亭。”他把存放在蕉园内的《历朝实录》叫正史，把存放在绛云楼中的明史稿叫野史或半野史，而绛云楼又叫“半野堂”。所以他所编修的明史，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已经在喧阗一炬中化为了灰烬。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世称虞山先生，是明末清初重要史学家。他在明代历任翰林院编修等史职，入清后官至礼部右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钱谦益本身隶东林，但先谄事阉党，后迎降仕清，其人品颇受人非议。然而客观来讲，他的史学建树，特别是在明史考证方面的成就不容抹煞。
一、钱谦益从事明史考证的缘起
明初以降，程朱理学日益沦为科举考试的工具而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知识分子为了现实的利益，纷纷放弃皓首穷经、严谨求实的古学传统。正如顾炎武所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自明中叶弘治以后，沉闷的思想界才慢慢掀起新的波澜。首先，在理学内部，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动，王阳明“心性”之说异军突起，风靡一时。其次，不少人厌恶当时简陋、苍白的学风，纷纷回头，希望从古典的传统中汲取营养。经学上“汲古通经”思想与文学上复古主义思潮交相兴起。一方面，“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必然求诸古学考证。另一方面，经学与文学向传统复归也促进了学术考证的勃兴。正如朱希祖所说：“当李梦阳、何景明之辈倡言复古也，规模秦汉，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蟠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盛。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读古书，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
提到明代的考证学，杨慎是公认的第一人。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代著名学者。他博学多识，精通古文字、地理、职官、掌故等，有《丹铅录》、《丹铅余录》、《丹铅摘录》等考据名著传世。杨慎考证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人技能、草木鱼虫，靡不穷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杨慎以后，“士人因其特殊之身世，繁博之学识及反宋学之先锋，故群而效之。考据学风自骎骎然盛矣。”陈耀文、胡应麟、王世贞等一批学者纷纷起而纠正杨慎的讹误，从事考证研究。考信求实的思潮由此兴起。
明代中期考信求实风气的兴起，是钱谦益走上史学考证道路的时代背景。当然，师友们的感召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王世贞是明朝文学复古派的领袖，以史事考证见长。《史乘考误》是其史学考证名著，对后世有很大影响。钱谦益先世与王世贞家有很深的交情，他称王世贞是“吾先世之契家也”。由于年龄的差距，钱谦益并不曾亲身领受王世贞的教诲，但王世贞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自幼对王世贞极为崇拜，刻意模仿、学做复古派文章。中年以后钱谦益虽然受嘉定学派的熏陶，改弦更张，服膺“通经汲古”之学，但无论从人品还是从学术上，他对王世贞始终特别尊重。甚至他走上考辨《实录》的治学道路，都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同王世贞一样，钱谦益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修成一部高质量的《明史》。然而，明代的史学混乱不堪，欲修《明史》必须先考证史实。
二、《太祖实录辨证》征论史籍分析
钱谦益明史考证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元末明初历史的考辨上。明初史臣对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并曾依附于龙凤政权的史实，讳莫如深，三次改《太祖实录》，“像梳篦一样地将不利于朱元璋形象之处过滤掉了。”另外他们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也极力掩饰，致使这段历史真相被长期埋没。要着手明史，必须首先还原历史本来面貌。钱谦益搜集了大量公私史料，经过精审的考核，严密的论证，编成《太祖实录辩证》五卷。
我们对《太祖实录辩证》所征引的相关史籍作一归纳，便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其征引的史籍以野史和家乘为主。特别是大量征引了明初开国功臣的神道碑文和家传、行状，种类多达20余种。钱谦益考辨的重点是《太祖实录》中有关开国功臣事迹的隐讳、不实之处。这些碑文、行状虽然零散、杂乱，甚至也有虚美、错谬的地方，但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在某些方面与成于众人之手而又屡经删改的正史相比，文献价值更高。钱谦益以此与实录对勘，纠正了不少实录的错误。比如：《明太祖实录》载：乙未（1355）七月太平之战，朱元璋派遣徐达、邓愈、汤和引兵与陈野先迎战，又令别的将领包抄其后，遂生擒陈野先。事实是否如此呢？钱谦益依据《宁河神道碑》与《东瓯神道碑》互相比证，得出结论：在太平之战中，是朱元璋亲自率领汤和迎战陈野先，而徐达与邓愈是作为奇兵，绕道敌人的后方合围、夹击获胜的。
其二，钱谦益于各家私乘中征引次数最多的是黄金的《开国功臣录》，为16次。其次为郑晓和王世贞的作品，分别达13次、12次之多。黄金的《开国功臣录》历十几年完成，较为详细地收录了明初500余位功臣的事迹。这部书广征各种史料，很有参考价值，所以成为钱谦益征论、考辨的重点。郑晓和王世贞均在当代史研究方面有高深的造诣。郑、王关注的焦点，更是钱谦益尤为注意的地方。钱谦益考核、发覆，纠正了他们不少疏谬之处。
比如：《明太祖实录》载永嘉侯朱亮祖病卒于洪武十三年（1380）。郑晓考证出朱亮祖之死乃是受胡惟庸案的牵连所致，但对实录所载的具体死亡时间没有提出异议。钱谦益据《御制文集》纠正了这个疏误，指出朱亮祖死亡的时间应当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
对于宜春侯黄彬的结局，《明太祖实录》只说：（洪武）十二年（1379），宜春侯黄彬往临清练兵。并未直接说明他的死因。黄金在《开国功臣录》中记载：黄彬（洪武）十二年练兵临清，召还后数年卒。郑晓认为，黄彬于洪武十二年（1379）受到胡惟庸案的牵连，后来又得到朝廷的宽恕，数年之后卒。王世贞则指出黄彬死于洪武十七年（1384）。钱谦益根据实录隐微书法推断：“实录不书卒之例，知其非令终也”。黄彬确实受胡惟庸案的牵连，但并非如郑晓所言又得到朝廷宽恕。黄彬之所以没有立刻伏法，是因为他的党事在洪武二十三年才被揭发。
其三，《太祖实录辩证》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参考了不少包括朱元璋诏书在内的秘府档案。其中，《昭示奸党录》与《庚午诏书》分别被征引了12次、9次之多。这些珍贵的档案是他利用参修《明神宗实录》的机会见到的。钱谦益据此纠正了《明太祖实录》以及其它私史很多讹误不实之处。
比如，关于东胜侯汪兴祖被授予封号的相关史实，史书记载不一。《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1371），追封汪兴祖为东胜侯。而黄金《开国功臣录》则认为东胜侯是在洪武三年（1370）加封的。孰是孰非，难以确定。好在《昭示奸党录》第二录中载有汪兴祖因杀死俘虏之过而被贬海南一事。钱谦益据此推知，汪兴祖东胜侯的封号确是封于洪武三年（1370），只不过由于他私自杀害俘虏而获罪。朱元璋之授予他封号，而不授予其“封侯铁券”，直到洪武四年（1371），汪兴祖战死，才彻底恢复了他的封号。
三、钱谦益史学考证的方法与特色
辨别是非，还原真相，是修史最基础、最艰难的一项工作。《太祖实录辨证》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凝结着钱谦益几十年的心血。细归纳其考证原则与特色如下：
（一）国史、野史、家史互相对勘比证
对于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史实，《实录》多讳而不书。野史的记载也莫衷一是。要弄清功臣结局的真相，就必须对各种史料进行对勘、比证。
钱谦益对杨宪之死的考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明太祖实录》对杨宪之死记载是：“杨宪嗾使侍御史刘炳劾汪广洋，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于狱。太史令刘基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令群臣按问伏诛。”《实录》认为杨宪被诛是由于刘基告发所致。然而，这种说法与诸野史的记载均不一致。黄金《开国功臣录》与刘辰《国初事迹》都认为告发杨宪的是李善长，而不是刘基。且《国初事迹》对这件事有详细的记载：“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善长无大才。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
钱谦益比较各种说法，结合明初党争的事实，认为刘辰的记载比较可靠。首先，杨宪与李善长、胡惟庸互相结党、排击确是实情；其次，杨宪弹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趁机又攻击杨宪。钱谦益认为，李善长与杨宪素有矛盾，而杨宪又一直有取代李善长为相的想法。李善长抓住朱元璋对杨宪不满的机会来弹劾杨宪，并非出于同情汪广洋，而是想要趁机搬倒自己的心腹之患杨宪。再者，钱谦益又考察了刘基的行状与实录中刘基本传，均没有记载刘基告发杨宪之事。并且其行状中又说：“公与宪素厚”。可见，刘基与杨宪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基没必要置杨宪于死地。经过仔细地分析、比勘，钱谦益最终认为实录的记载是错误的，杨宪被杀是由于受到李善长的告发所致。钱谦益还进一步分析，实录之所以错载此事，大概是由于刘基曾经说过杨宪不足为相的原因。
（二）以诗证史
王世贞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不仅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更扩大了史学家的历史视野。钱谦益继承了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他的《列朝诗集》便基于以诗存史的理念。他的明史考证也鲜明地体现了以诗证史的特色。
关于张士德被擒
张士德是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弟弟。《明太祖实录》记载张士德被擒一事如下：士德以丙申二月据平江，秋七月授陵，中山武宁王设伏擒之。即认为张士德是于丙申（1356）年七月被中山王徐达擒获的。陈基为元末的儒士，曾经受恩于张士德。他于癸卯（1363）年渡江使淮，路过虞山时作了一首咏叹张士德的诗：
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
添海欲衔精卫石，躯狼愿假祖龙鞭，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
钱谦益反复吟诵这首诗，觉得诗中所记张士德在“虞山”、“捐躯”一事与实录有出入，由此引发了他对张士德被擒时间、地点的怀疑。他列举了大量史料，纠正了《实录》的错误，考证出张士德应该于丁酉（1357）年在常熟的湖桥被擒。
陶安调任黄州的时间
《实录》记载，陶安被任命为黄州府知府在辛丑（1361）年九月，五年以后又调任饶州府知府。而徐纮之《集传》与谢理的《太平人物志》均认为陶安是于癸卯（1363）年被任命为黄州知府的。那种说法正确呢？钱谦益据陶安自己的诗文作了详细的辩证。壬寅年，陶安《忆别》诗中有：“七年同在省东厅”[4](三p2111)的诗句。由此可知，从乙未（1355）年至癸卯（1363）年，陶安一直在金陵，不可能于辛丑（1361）年出知黄州。陶安在甲辰（1364）年又有诗曰：“今年春二月，玺书命守土，两日抵其州，又值连月雨。”[5](三p2111)则他出任黄州知府的具体时间应该为甲辰（1364）年无疑。
（三）实事求是，存疑存异
史家不仅要广闻博识，更须有缜密的思维和严谨求是的学术素养。考证严谨，以疑传疑，不妄下结论是钱谦益历史考证的重要原则。比如：
对曹国公李文忠的死因，史家记载不一。俞本的《记事录》认为，李文忠生病以后，淮安侯华中侍疾进药，李文忠饮药后死去。王世贞《史乘考误》认为，李文忠招纳了很多门客，招致朱元璋的不满。后来朱元璋找借口尽杀其门客，李文忠很害怕，自缢身亡。钱谦益参阅各家相关记载，对华中进药一事表示怀疑。对于李文忠具体死亡原因，由于没有可靠的史料支持，他只能感叹“若曹国得罪之故，史家阙如，无可考证，吾不得而知之矣。”
据《实录》记载，东川侯胡海死后，朱元璋亲自辍朝为他致祭。国史也郑重为其立传。这样看来胡海是不是得到善终了呢？对此，黄金持肯定态度，认为“当时党论一兴，元功宿将惴惴焉朝不谋夕。海独能摆脱众中，一辞莫逮。卒荷宠灵，考终牖下”。钱谦益怀疑胡海是受胡惟庸案牵连而被杀的，但是又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不好妄下结论，只能表示：“东川之有罪与其得免，则史既不书，他亦无可考也。
钱谦益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
综上，钱谦益明史考证的重心是元末明初之际的疑案。钱谦益广征史料，参考诸家记载，详细地归纳、考证，揭示出很多历史真相。其不少考证结果便直接体现在清朝官修《明史》中。
四、钱谦益的史学影响
钱谦益对明代史事的考证和著述，对于清代官修《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试细论之。
第一、有关传记影响
钱谦益交游广泛，文笔优美。明清之际不少遗民、故友以碑传、铭文相托。此外他的《列朝诗集小传》也挖掘、搜罗了明代很多诗人、儒士的生平事迹。这些为撰修《明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明史》中有关传记就是以钱谦益的作品为蓝本，加以删节而成。特别是史官尤侗所撰之《文苑传》初稿，只是略加删节，几乎全部录用钱谦益的原文。后来汪由敦在《史裁蠡说》中说：“文苑则取其制作可传者，或关系一时风气，如前后七子、袁道宏、钟惺之流，略为论列流派。否则不必滥收。未可以钱谦益、曹能始之品题据为定论也。”(《明史例案》卷4之《汪文端史裁蠡说》)但是细观《明史·文苑传》修改后的定稿，很多地方仍然与《列朝诗集小传》吻合，只是在表达上更精炼了一些。试抄录钱谦益、尤侗以及《明史》对何良俊的记载，对比如下：
《列朝诗集小传·何良俊传》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荚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与弟良傅，字叔皮，同学。叔皮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元朗以岁贡入胄监。时宰知其名，用蔡九逵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年，复买宅居吴门，年七十始归云间。元朗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吴中以明经起家官词林者，文徵仲、蔡九逵之后二十余年，而元朗继之。元朗清词丽句，未逮二公，然文以修谨自励，蔡以刻见讥，而元朗风流豪爽，为时人所叹羡，二公始弗如也。元朗集累万言，皇甫子循为叙，又有《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行于世。尤侗撰《明史·何良俊传》初稿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荚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与弟良傅同学。良傅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良俊以岁贡入胄监。时宰知其名，用蔡羽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载，年七十始归云间。良俊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今日也。所著《文集》及《语林》、《丛说》行于世。《明史·何良俊传》
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另外，《明史》中如唐寅传、祝允明传等都与《列朝诗集小传》有言辞吻合之处。这不仅体现了钱谦益的史学价值，更体现了他的史学影响。
第二，有关明史疑案遵从钱谦益的论断
明初史事疑案甚多。这不仅是明代各史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清修《明史》诸史臣考辨的重点。靖难之后，建文帝逊国与否是当时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王世贞认为建文逊国说不可信，“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体现了存疑的精神。但此后伪史杂出，不少附会建文逊国故事的记载流布民间。其中以《致身录》和《从亡笔记》影响最大，以至于像谈迁这样以严谨著称的史家都信以为真。钱谦益于崇祯年间作了《考》及《书考后》两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考证出二书乃是伪书。曾任清修《明史》馆总裁的王鸿绪说：
逊国诸书大率附会而《致身录》最后出，汇诸说而缘饰之，遂为好事者所称道。崇祯中，南京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学士钱谦益据吴宽所撰《彬墓表》作《致身录考》，指出其必无者十，固已无遗议矣。《明史例案》卷3《王云横史例议下》
看来，钱谦益的考证成果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在此基础上，钱谦益进一步指出：
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辨证……正史既不可得而见矣，后之君子，有志于史事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无好奇撺异而遗误万世之信史，则可也。
可见，钱谦益对建文逊国与否也是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态度。但是，钱谦益在其晚年所著的《列朝诗集小传》中又有“帝(建文)逊位后入蜀，往来滇、黔间，尝赋诗一章，士庶至今传诵”的说法。是不是钱谦益晚年改变立场，而持建文逊国说了呢？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作的序文中，钱谦益表示:“信固当传，疑亦可恤。过而存之，不忍废也。”由此可知，钱谦益晚年虽较倾向于建文逊国说，但因没有史料支撑，不过是“过而存之”罢了。
清修明史时，又为此事争论不休。徐嘉炎力主建文逊国说，而朱彝尊和万斯同认为逊国说不足信，王鸿绪《明史稿》则持建文*说(李晋华在《明史纂修考》中有详细论述)。最后乾隆四年（1740）定稿的《明史》则兼顾诸说，改为：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明史》卷4《恭愍帝纪》）
由于缺乏可考史料的支撑，《明史》最终体现了钱谦益“信固当传，疑亦可恤”的态度。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世称虞山先生，是明末清初重要史学家。他在明代历任翰林院编修等史职，入清后官至礼部右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钱谦益本身隶东林，但先谄事阉党，后迎降仕清，其人品颇受人非议。然而客观来讲，他的史学建树，特别是在明史考证方面的成就不容抹煞。
一、钱谦益从事明史考证的缘起
明初以降，程朱理学日益沦为科举考试的工具而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知识分子为了现实的利益，纷纷放弃皓首穷经、严谨求实的古学传统。正如顾炎武所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自明中叶弘治以后，沉闷的思想界才慢慢掀起新的波澜。首先，在理学内部，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动，王阳明“心性”之说异军突起，风靡一时。其次，不少人厌恶当时简陋、苍白的学风，纷纷回头，希望从古典的传统中汲取营养。经学上“汲古通经”思想与文学上复古主义思潮交相兴起。一方面，“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必然求诸古学考证。另一方面，经学与文学向传统复归也促进了学术考证的勃兴。正如朱希祖所说：“当李梦阳、何景明之辈倡言复古也，规模秦汉，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蟠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盛。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读古书，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
提到明代的考证学，杨慎是公认的第一人。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代著名学者。他博学多识，精通古文字、地理、职官、掌故等，有《丹铅录》、《丹铅余录》、《丹铅摘录》等考据名著传世。杨慎考证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人技能、草木鱼虫，靡不穷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杨慎以后，“士人因其特殊之身世，繁博之学识及反宋学之先锋，故群而效之。考据学风自骎骎然盛矣。”陈耀文、胡应麟、王世贞等一批学者纷纷起而纠正杨慎的讹误，从事考证研究。考信求实的思潮由此兴起。
明代中期考信求实风气的兴起，是钱谦益走上史学考证道路的时代背景。当然，师友们的感召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王世贞是明朝文学复古派的领袖，以史事考证见长。《史乘考误》是其史学考证名著，对后世有很大影响。钱谦益先世与王世贞家有很深的交情，他称王世贞是“吾先世之契家也”。由于年龄的差距，钱谦益并不曾亲身领受王世贞的教诲，但王世贞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自幼对王世贞极为崇拜，刻意模仿、学做复古派文章。中年以后钱谦益虽然受嘉定学派的熏陶，改弦更张，服膺“通经汲古”之学，但无论从人品还是从学术上，他对王世贞始终特别尊重。甚至他走上考辨《实录》的治学道路，都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同王世贞一样，钱谦益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修成一部高质量的《明史》。然而，明代的史学混乱不堪，欲修《明史》必须先考证史实。
二、《太祖实录辨证》征论史籍分析
钱谦益明史考证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元末明初历史的考辨上。明初史臣对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并曾依附于龙凤政权的史实，讳莫如深，三次改《太祖实录》，“像梳篦一样地将不利于朱元璋形象之处过滤掉了。”另外他们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也极力掩饰，致使这段历史真相被长期埋没。要着手明史，必须首先还原历史本来面貌。钱谦益搜集了大量公私史料，经过精审的考核，严密的论证，编成《太祖实录辩证》五卷。
我们对《太祖实录辩证》所征引的相关史籍作一归纳，便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其征引的史籍以野史和家乘为主。特别是大量征引了明初开国功臣的神道碑文和家传、行状，种类多达20余种。钱谦益考辨的重点是《太祖实录》中有关开国功臣事迹的隐讳、不实之处。这些碑文、行状虽然零散、杂乱，甚至也有虚美、错谬的地方，但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在某些方面与成于众人之手而又屡经删改的正史相比，文献价值更高。钱谦益以此与实录对勘，纠正了不少实录的错误。比如：《明太祖实录》载：乙未（1355）七月太平之战，朱元璋派遣徐达、邓愈、汤和引兵与陈野先迎战，又令别的将领包抄其后，遂生擒陈野先。事实是否如此呢？钱谦益依据《宁河神道碑》与《东瓯神道碑》互相比证，得出结论：在太平之战中，是朱元璋亲自率领汤和迎战陈野先，而徐达与邓愈是作为奇兵，绕道敌人的后方合围、夹击获胜的。
其二，钱谦益于各家私乘中征引次数最多的是黄金的《开国功臣录》，为16次。其次为郑晓和王世贞的作品，分别达13次、12次之多。黄金的《开国功臣录》历十几年完成，较为详细地收录了明初500余位功臣的事迹。这部书广征各种史料，很有参考价值，所以成为钱谦益征论、考辨的重点。郑晓和王世贞均在当代史研究方面有高深的造诣。郑、王关注的焦点，更是钱谦益尤为注意的地方。钱谦益考核、发覆，纠正了他们不少疏谬之处。
比如：《明太祖实录》载永嘉侯朱亮祖病卒于洪武十三年（1380）。郑晓考证出朱亮祖之死乃是受胡惟庸案的牵连所致，但对实录所载的具体死亡时间没有提出异议。钱谦益据《御制文集》纠正了这个疏误，指出朱亮祖死亡的时间应当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
对于宜春侯黄彬的结局，《明太祖实录》只说：（洪武）十二年（1379），宜春侯黄彬往临清练兵。并未直接说明他的死因。黄金在《开国功臣录》中记载：黄彬（洪武）十二年练兵临清，召还后数年卒。郑晓认为，黄彬于洪武十二年（1379）受到胡惟庸案的牵连，后来又得到朝廷的宽恕，数年之后卒。王世贞则指出黄彬死于洪武十七年（1384）。钱谦益根据实录隐微书法推断：“实录不书卒之例，知其非令终也”。黄彬确实受胡惟庸案的牵连，但并非如郑晓所言又得到朝廷宽恕。黄彬之所以没有立刻伏法，是因为他的党事在洪武二十三年才被揭发。
其三，《太祖实录辩证》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参考了不少包括朱元璋诏书在内的秘府档案。其中，《昭示奸党录》与《庚午诏书》分别被征引了12次、9次之多。这些珍贵的档案是他利用参修《明神宗实录》的机会见到的。钱谦益据此纠正了《明太祖实录》以及其它私史很多讹误不实之处。
比如，关于东胜侯汪兴祖被授予封号的相关史实，史书记载不一。《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1371），追封汪兴祖为东胜侯。而黄金《开国功臣录》则认为东胜侯是在洪武三年（1370）加封的。孰是孰非，难以确定。好在《昭示奸党录》第二录中载有汪兴祖因杀死俘虏之过而被贬海南一事。钱谦益据此推知，汪兴祖东胜侯的封号确是封于洪武三年（1370），只不过由于他私自杀害俘虏而获罪。朱元璋之授予他封号，而不授予其“封侯铁券”，直到洪武四年（1371），汪兴祖战死，才彻底恢复了他的封号。
三、钱谦益史学考证的方法与特色
辨别是非，还原真相，是修史最基础、最艰难的一项工作。《太祖实录辨证》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凝结着钱谦益几十年的心血。细归纳其考证原则与特色如下：
（一）国史、野史、家史互相对勘比证
对于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史实，《实录》多讳而不书。野史的记载也莫衷一是。要弄清功臣结局的真相，就必须对各种史料进行对勘、比证。
钱谦益对杨宪之死的考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明太祖实录》对杨宪之死记载是：“杨宪嗾使侍御史刘炳劾汪广洋，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于狱。太史令刘基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令群臣按问伏诛。”《实录》认为杨宪被诛是由于刘基告发所致。然而，这种说法与诸野史的记载均不一致。黄金《开国功臣录》与刘辰《国初事迹》都认为告发杨宪的是李善长，而不是刘基。且《国初事迹》对这件事有详细的记载：“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善长无大才。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
钱谦益比较各种说法，结合明初党争的事实，认为刘辰的记载比较可靠。首先，杨宪与李善长、胡惟庸互相结党、排击确是实情；其次，杨宪弹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趁机又攻击杨宪。钱谦益认为，李善长与杨宪素有矛盾，而杨宪又一直有取代李善长为相的想法。李善长抓住朱元璋对杨宪不满的机会来弹劾杨宪，并非出于同情汪广洋，而是想要趁机搬倒自己的心腹之患杨宪。再者，钱谦益又考察了刘基的行状与实录中刘基本传，均没有记载刘基告发杨宪之事。并且其行状中又说：“公与宪素厚”。可见，刘基与杨宪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刘基没必要置杨宪于死地。经过仔细地分析、比勘，钱谦益最终认为实录的记载是错误的，杨宪被杀是由于受到李善长的告发所致。钱谦益还进一步分析，实录之所以错载此事，大概是由于刘基曾经说过杨宪不足为相的原因。
（二）以诗证史
王世贞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不仅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更扩大了史学家的历史视野。钱谦益继承了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他的《列朝诗集》便基于以诗存史的理念。他的明史考证也鲜明地体现了以诗证史的特色。
关于张士德被擒
张士德是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弟弟。《明太祖实录》记载张士德被擒一事如下：士德以丙申二月据平江，秋七月授陵，中山武宁王设伏擒之。即认为张士德是于丙申（1356）年七月被中山王徐达擒获的。陈基为元末的儒士，曾经受恩于张士德。他于癸卯（1363）年渡江使淮，路过虞山时作了一首咏叹张士德的诗：
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
添海欲衔精卫石，躯狼愿假祖龙鞭，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
钱谦益反复吟诵这首诗，觉得诗中所记张士德在“虞山”、“捐躯”一事与实录有出入，由此引发了他对张士德被擒时间、地点的怀疑。他列举了大量史料，纠正了《实录》的错误，考证出张士德应该于丁酉（1357）年在常熟的湖桥被擒。
陶安调任黄州的时间
《实录》记载，陶安被任命为黄州府知府在辛丑（1361）年九月，五年以后又调任饶州府知府。而徐纮之《集传》与谢理的《太平人物志》均认为陶安是于癸卯（1363）年被任命为黄州知府的。那种说法正确呢？钱谦益据陶安自己的诗文作了详细的辩证。壬寅年，陶安《忆别》诗中有：“七年同在省东厅”[4](三p2111)的诗句。由此可知，从乙未（1355）年至癸卯（1363）年，陶安一直在金陵，不可能于辛丑（1361）年出知黄州。陶安在甲辰（1364）年又有诗曰：“今年春二月，玺书命守土，两日抵其州，又值连月雨。”[5](三p2111)则他出任黄州知府的具体时间应该为甲辰（1364）年无疑。
（三）实事求是，存疑存异
史家不仅要广闻博识，更须有缜密的思维和严谨求是的学术素养。考证严谨，以疑传疑，不妄下结论是钱谦益历史考证的重要原则。比如：
对曹国公李文忠的死因，史家记载不一。俞本的《记事录》认为，李文忠生病以后，淮安侯华中侍疾进药，李文忠饮药后死去。王世贞《史乘考误》认为，李文忠招纳了很多门客，招致朱元璋的不满。后来朱元璋找借口尽杀其门客，李文忠很害怕，自缢身亡。钱谦益参阅各家相关记载，对华中进药一事表示怀疑。对于李文忠具体死亡原因，由于没有可靠的史料支持，他只能感叹“若曹国得罪之故，史家阙如，无可考证，吾不得而知之矣。”
据《实录》记载，东川侯胡海死后，朱元璋亲自辍朝为他致祭。国史也郑重为其立传。这样看来胡海是不是得到善终了呢？对此，黄金持肯定态度，认为“当时党论一兴，元功宿将惴惴焉朝不谋夕。海独能摆脱众中，一辞莫逮。卒荷宠灵，考终牖下”。钱谦益怀疑胡海是受胡惟庸案牵连而被杀的，但是又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不好妄下结论，只能表示：“东川之有罪与其得免，则史既不书，他亦无可考也。
钱谦益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
综上，钱谦益明史考证的重心是元末明初之际的疑案。钱谦益广征史料，参考诸家记载，详细地归纳、考证，揭示出很多历史真相。其不少考证结果便直接体现在清朝官修《明史》中。
四、钱谦益的史学影响
钱谦益对明代史事的考证和著述，对于清代官修《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试细论之。
第一、有关传记影响
钱谦益交游广泛，文笔优美。明清之际不少遗民、故友以碑传、铭文相托。此外他的《列朝诗集小传》也挖掘、搜罗了明代很多诗人、儒士的生平事迹。这些为撰修《明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明史》中有关传记就是以钱谦益的作品为蓝本，加以删节而成。特别是史官尤侗所撰之《文苑传》初稿，只是略加删节，几乎全部录用钱谦益的原文。后来汪由敦在《史裁蠡说》中说：“文苑则取其制作可传者，或关系一时风气，如前后七子、袁道宏、钟惺之流，略为论列流派。否则不必滥收。未可以钱谦益、曹能始之品题据为定论也。”(《明史例案》卷4之《汪文端史裁蠡说》)但是细观《明史·文苑传》修改后的定稿，很多地方仍然与《列朝诗集小传》吻合，只是在表达上更精炼了一些。试抄录钱谦益、尤侗以及《明史》对何良俊的记载，对比如下：
《列朝诗集小传·何良俊传》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荚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与弟良傅，字叔皮，同学。叔皮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元朗以岁贡入胄监。时宰知其名，用蔡九逵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年，复买宅居吴门，年七十始归云间。元朗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吴中以明经起家官词林者，文徵仲、蔡九逵之后二十余年，而元朗继之。元朗清词丽句，未逮二公，然文以修谨自励，蔡以刻见讥，而元朗风流豪爽，为时人所叹羡，二公始弗如也。元朗集累万言，皇甫子循为叙，又有《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行于世。尤侗撰《明史·何良俊传》初稿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荚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与弟良傅同学。良傅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良俊以岁贡入胄监。时宰知其名，用蔡羽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载，年七十始归云间。良俊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今日也。所著《文集》及《语林》、《丛说》行于世。《明史·何良俊传》
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另外，《明史》中如唐寅传、祝允明传等都与《列朝诗集小传》有言辞吻合之处。这不仅体现了钱谦益的史学价值，更体现了他的史学影响。
第二，有关明史疑案遵从钱谦益的论断
明初史事疑案甚多。这不仅是明代各史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清修《明史》诸史臣考辨的重点。靖难之后，建文帝逊国与否是当时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王世贞认为建文逊国说不可信，“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体现了存疑的精神。但此后伪史杂出，不少附会建文逊国故事的记载流布民间。其中以《致身录》和《从亡笔记》影响最大，以至于像谈迁这样以严谨著称的史家都信以为真。钱谦益于崇祯年间作了《考》及《书考后》两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考证出二书乃是伪书。曾任清修《明史》馆总裁的王鸿绪说：
逊国诸书大率附会而《致身录》最后出，汇诸说而缘饰之，遂为好事者所称道。崇祯中，南京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学士钱谦益据吴宽所撰《彬墓表》作《致身录考》，指出其必无者十，固已无遗议矣。《明史例案》卷3《王云横史例议下》
看来，钱谦益的考证成果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在此基础上，钱谦益进一步指出：
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辨证……正史既不可得而见矣，后之君子，有志于史事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无好奇撺异而遗误万世之信史，则可也。
可见，钱谦益对建文逊国与否也是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态度。但是，钱谦益在其晚年所著的《列朝诗集小传》中又有“帝(建文)逊位后入蜀，往来滇、黔间，尝赋诗一章，士庶至今传诵”的说法。是不是钱谦益晚年改变立场，而持建文逊国说了呢？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作的序文中，钱谦益表示:“信固当传，疑亦可恤。过而存之，不忍废也。”由此可知，钱谦益晚年虽较倾向于建文逊国说，但因没有史料支撑，不过是“过而存之”罢了。
清修明史时，又为此事争论不休。徐嘉炎力主建文逊国说，而朱彝尊和万斯同认为逊国说不足信，王鸿绪《明史稿》则持建文*说(李晋华在《明史纂修考》中有详细论述)。最后乾隆四年（1740）定稿的《明史》则兼顾诸说，改为：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明史》卷4《恭愍帝纪》）
由于缺乏可考史料的支撑，《明史》最终体现了钱谦益“信固当传，疑亦可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