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枣溪三个高级农业社的成立大会,在申氏祠堂隆重举行。县委副书记张廉忠、上溪区委书记黄秋生等县区领导,受钱政加的邀请参加大会。会上,县区乡领导给三个农业社授了牌。授牌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非常热闹,非常喜庆。

    张廉忠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祝贺枣溪高级农业社的成立,他说: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枣溪三个高级农业社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枣溪三个高级农业社的成立,是枣溪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这标志着枣溪村进入了社会主义,枣溪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此后枣溪人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事实说明,枣溪农民有很高的思想觉悟,有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愧是革命老区,在关键时候紧跟共产党走,为全县人民作出了榜样。

    张廉忠高度赞扬了钱政加的工作:主席说,政治路线决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来一个好干部,打开一个地方的新局面。钱政加同志来枣溪乡工作后,能这么快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说明他工作有魄力有干劲有办法。这也说明,广大农民群众中间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凡是农业合作化工作没做好的地方,不是群众没觉悟,而是干部工作没到位。枣溪乡农民是有福气的,有这么好的一个领路人。

    黄秋生没有在会上讲话,他对枣溪乡的工作是有看法的。龚春莲早就告诉他,枣溪人入社是被迫的,钱政加再三威胁,如果不入社,就加重卖余粮指标,单干户生产的粮食要全部征购。这几年,大家已经吃够了村干部强迫卖余粮的苦头,都怕吃亏,怕挨饿,只好都报名入社了。入社前,许多农户已将耕牛杀了。钱政加和村干部怕上面追究责任,就没有声张,并且威胁大家不许对外说出真相,不然就不分粮食。

    黄秋生虽然也希望尽快实现农业合作化,但不赞成这样用强迫的办法。牛是农民的宝贝,他们竟然忍心杀牛,说明他们对抗干部的情绪有多激烈。没了牛,春耕怎么办?黄秋生认为,强迫农民入社的做法,实际上是破坏农业生产力。

    黄秋生听龚春莲说了枣溪的真实情况后,着急了,特别是听说杀了耕牛。他赶到枣溪,向几个村干部了解了一些内部情况,然后找钱政加谈话。他跟钱政加说:老钱,枣溪村的合作化是不是急了一点?是不是缓一缓?我听说多数人是不自愿的。

    钱政加仗着张书记信任他,根本没把这个刚上任的区委书记放在眼里,他反问:你是听谁说的?都是自愿的啊,我们没强迫啊!

    我刚才找几个村干部谈话了,他们说……

    黄书记,你怎么能听他们胡说八道呢?他们都是地主富农的代言人你知道吗?吴富贵弄几个地主搞了个互助组,程元亮他们三人弄了几个富农和富裕中农,搞了个不伦不类的农业社,因此他们站在地主富农立场上说话,反对社会主义,我正想撤了他们。他们几个干部只有程志林是清白的,没有替地主富农说话,你为什么不找他谈?

    我也跟他谈了,但他这个人搞土改行,搞生产不行,说话没谱,动不动就说,谁反对社会主义就打死他。我们现在是和平时期,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如果程志林不合适当村干部,就没人合适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是我们开展合作化工作最应该依靠的力量。黄书记,你应该比我清楚,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革命运动,在这种时候,我们不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雇农,难道还去依靠地主富农?

    这个道理我当然懂,我担心的是生产受影响。

    难道你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解放生产力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听说有人不愿意入社,把耕牛都杀了。

    你听谁说的?你说!听谁说的?前几天的确有人杀了耕牛,但那是因为耕牛病了,已经干不了活了。你把杀牛的人叫来问问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杀牛的人当然不敢承认了,他怕批斗嘛,程志林就跟我说了,如果谁说因为不愿入社杀牛,就斗死他。问题是为什么会这么巧,一下子病死了这么多耕牛?

    可能是瘟病吧。黄书记,你干嘛去听信谣言呢?我不明白了,我做出了成绩你应该高兴而不应该嫉妒啊,枣溪乡也在你的领导之下,枣溪的工作上去了,也是你的成绩啊。

    老钱,你怎么这样说话!我提这个意见是因为嫉妒你吗?我是怕影响生产,让群众受苦。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让群众受苦吗?正是为了他们早一点过上好日子,才必须加快合作化步伐。

    那是从长远看,但是在目前群众还没觉悟的时候,你是不是暂时别急着挂牌,等条件成熟了再成立。

    不行!此事我已经向张书记汇报了,他非常支持,我们必须照原计划挂牌。

    黄秋生和钱政加的谈话不欢而散。钱政加抬出张廉忠,让黄秋生很无奈。张廉忠对黄秋生来说是有恩的,他从副书记提拔为书记,就是张廉忠向县委建议的。再说,合作化毕竟是党在农村的重要工作,作为党的干部不好硬阻拦。但是黄秋生不愿意说言不由衷的话,因此他在成立大会上就不说话。